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1/27页）

当勃列日涅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话给远在八个时区之外的莫斯科的同事时，他们还没有起床。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柯西金同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但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他有波德戈尔内撑腰——拒绝让步。勃列日涅夫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朋友格列奇科的吼叫声大得连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助手们都可以听到。既然争辩无济于事，他建议中止谈判并回到莫斯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格列奇科震惊之下便认输了。经过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作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照的回报，福特也把美国的立场变得缓和了一些，而且还向欧洲的盟友们指出，他将清除掉通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后的障碍。

两位领导人都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看来，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了。但福特和基辛格回国后就遭遇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直言不讳而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苏联的“重型”导弹让美国的批评者在抨击缓和时可以辩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正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准备“在其即将来临时率先发动打击”。在水门事件后的选举中成为国会多数派的民主党议员，想要维护其对于白宫的优势地位。参、众议员纷纷指责福特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以及对于人权的漠视。福特拒绝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更是引起公众的不满。1974年12月，有关美苏贸易法案的长达两年的辩论，以杰克逊及其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这对苏联人而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贸易法案》中有关苏美贸易的条款比通过之前还要苛刻。苏联人不可能再得到美国的贷款去修建石油天然气管道了，于是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人。莫斯科废止了1972年签订的各项贸易协议。这个让人丢脸的挫折让苏联的工业领导者和经济管理者对于缓和的期望破灭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后，精疲力竭的勃列日涅夫倒在了自己的专列上。几周后他才恢复过来，但此时看东西已很吃力，而且只能看用特殊的打字机打印的大号字体的文本。在当年底访问波兰期间，他在告别仪式上抢过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并开始和着《国际歌》的旋律挥舞它。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处于半昏迷状态，勉强在《最终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1975年10月，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筋疲力尽。”

对于与美国人的谈判，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表现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样的激情与投入。不过，不应当把缓和的衰落仅仅归因于他的精力和主动性的丧失。从1972年至1975年，总书记的日益严重的不适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谈判者。也许，为国事操劳是最后一件可以帮助勃列日涅夫抵御自己药瘾的事情。197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对自己身边由幕僚和笔杆子组成的、正在筹备接下来的苏共代表大会的小圈子诉说道：“即使是在赫尔辛基大会之后，福特和基辛格，以及许多参议员还在要求更充分地装备美国。他们想让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我反对军备竞赛，但当美国人宣布他们要扩军而国防部又向我报告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保证安全，那我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该怎么办？我该给他们1400亿还是1560亿？而且我真的给他们钱了，一次一次地。钱都从烟囱里冒掉了。”

如果没有保证说会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那勃列日涅夫就不准备与福特会晤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做事的原则是，只有在他看见“成功的希望”时，才会投入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多勃雷宁大使和克格勃的分析人员从华盛顿送来的报告写道，克里姆林宫应该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再进行谈判。不仅是勃列日涅夫，还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所有其他的幕僚都未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在水门事件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感到，尼克松“有点儿像美国的总书记”。他们不明白，福特为什么不能重申自己对于国会的权力，为什么要对游说团体和公共团体低三下四。另外，苏联领导层没有看到，到1974年为止，曾经推动缓和的那种政治因素与私人因素的独特结合，此时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