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2/27页）

缓和在1969年至1973年的成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这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大动荡，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反军国主义倾向的增长。国内阵线的瓦解以及柏林墙和越战对国内造成的影响，在西德和美国造就了新一代国务活动家。他们愿意从平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相比之下，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对于缓和的想象则全然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回报，是因为多年来的耗费巨资加强军事实力和战略实力，是因为全球的力量对比变得对苏联人有利了。这种可以理解的错觉是个致命的错误。在非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代理人的战场上，它很快再次得到充分的证明。

争夺非洲

虽然后果是致命的，但是苏联介入非洲的升级却是克里姆林宫国际议程中的一个离奇的过场戏。非洲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主要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苏联专家后来声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非洲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原则或长远计划。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坦承，苏联人是在违背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被拖进非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局是在它开始支持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时“发现”非洲的。从一开始，苏联人就是依据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前提采取行动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非洲的去殖民化将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个伟大的胜利。1955年12月，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写道：“要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就要通过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使之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来开展下一步行动。”他还说：“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丧失，一定会加快社会主义在欧洲并最终在美国胜利的步伐。”

赫鲁晓夫本人梦想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非洲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窗口”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对他以及苏共内部其他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关键是非洲有很多人都用充满希望甚至热情的眼光，注视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视为进步的支柱，是非常可恶的前宗主国及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选择。

西方喜欢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脔以及莫斯科对此的怨恨，强化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冲动。斯大林未能得到利比亚的海军基地这件事并没有被忘记。一位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感到，美国人的行为“就像是把门罗主义从美洲延伸到非洲”。长期以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去殖民化之后的政局极度动荡，这给了冷战的两大敌对集团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机会。总的来说，它就像19世纪下半叶驱使欧洲列强瓜分整个非洲的那种情形的再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非洲问题专家卡连·布鲁坚茨和高级情报官员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把苏、美两国比作两个拳击手，互相攻击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都卷了进去的刚果危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国内和世界新闻的焦点。

苏联第一波非洲攻势的结果具有一种醒脑作用。在付出相当多之后，苏联人输掉了刚果争夺战，并被赶出加纳和几内亚。把几内亚变成“社会主义窗口”的试验结果尤为令人痛苦，这也使得苏联人认为有可能在十年内改造非洲的信念冷却了下来。1964年的波利扬斯基报告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支持非洲“进步政权”的方针。它认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常常缺乏实际的了解，然而却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苏联在非洲的慷慨援助在许多时候“结果都很可悲：那些国家的领导吃我们的，然后又不理我们。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从来没有否认苏联对非洲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他们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太冲动，忘记了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有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