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9/27页）

在起初那些缓和设计师当中，只有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在台上，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勃列日涅夫早先曾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不错。但临近60年代末，他开始得了脑动脉硬化，劳累过度就会发病，浑身乏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勃列日涅夫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服用一两片以鸦片为基本成分的镇静剂。有时他药吃多了就会昏昏沉沉，接着就有一段时间整个儿没精打采。

勃列日涅夫的外国伙伴们开始注意到他的日程安排的不规律性，而且有时还会突然销声匿迹。在1972年4月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带着这位惊恐万分的美国国务活动家参加了一场疯狂的赛车，以摆脱自己因服药过度而导致的萎靡。“赎罪日战争”期间，夜以继日的工作再次耗尽了勃列日涅夫的精力。萨达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请苏联驻埃及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灾难性的形势，要求立即提供援助。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知道这位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的安德罗波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关切。他想制造“过度劳累”去毁掉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便说基辛格和萨达特是在相互勾结。他知道勃列日涅夫服药渐渐成瘾，就命令他的贴身卫兵和护士暗中向他提供镇静药片。起初，安德罗波夫还假装劝说，到后来就听之任之了。他甚至有可能开始帮勃列日涅夫搞到那些药片。

药片当然只会加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病情。勃列日涅夫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短了，对于细节的理解力也开始下降。就连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更加多疑、易怒和偏执。克里姆林宫最优秀的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Evgeny Chazov）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服药成瘾“是这位国家领导人身体垮掉的原因之一”。切尔尼亚耶夫从其所在的苏共国际部的角度，哀叹“这个建立在大革命基础上的伟大国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国家，没有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和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基本消费品倒是长期短缺。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和苏美双方的技术研发却在突飞猛进，并开始在各个方面超越慢吞吞的军控谈判。美国部署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S），即带有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的单个导弹，给战略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突破。美国人还研制出高精度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也在质量和数量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它制造出了它自己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也就是“先驱者”（SS-20）火箭，以及一种新的中型轰炸机图-22M（美国人称之为“逆火”）。苏联人研制了新的“台风”级核潜艇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972年之后的十年，苏联人制造了4125枚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人则制造了929枚。让美国战略计划的制订者特别担心的，是一种新的巨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而且适合在现有的发射井中发射，因而可以取代威力不够强大也不太可靠的老式火箭。美国人称这种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为SS-18，但其真正的名字却是“撒旦”。这表明，苏联的火箭设计人员虽然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但地狱的意象却激发了他们的灵感。1975年，苏联人开始部署这些导弹，并直到它们在发射井中的数量达到308枚时才停了下来。

苏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可怕的导弹，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据某些权威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仍然受古巴导弹综合征，也就是1962年危机后的不体面的撤离的困扰。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看法，一些地理上的因素也对美国有利。苏联军方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靠近苏联边界的北约基地上的美军的威胁，还有英、法核力量的威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部署一些导弹和常规力量来对付中国。最后，苏联的军工精英们依然感到自己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的质量不如美国。这使得他们更加打定主意，要用数量来弥补这种差距。1994年，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前助手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一种令人释然的逻辑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造出那么多的“重型”导弹，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我们可以造好的东西之一”。从事后来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发展，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所警告的那样，使克里姆林宫占据战略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可以使之失去抵抗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美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