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3/20页）

苏联科学家中享有特权最多、在政治领导层和官僚机构中人脉最广的核设计人员，当时也试图影响苏联的安全政策。在1955年的热核试验之后，萨哈罗夫向核试验的军方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元帅暗示，如果哪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涅杰林用一个粗俗的笑话回答了这位科学家——那意思是说，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核武器给我们，由我们单独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萨哈罗夫惊呆了。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那一刻冒出来的种种念头和情绪至今都难以忘记，而且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在努力打造苏军利剑的科学家与掌握着这把利剑的党和军队的官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萨哈罗夫回忆说，“人们逐渐看清楚了军工综合体及其不讲原则、牛气哄哄的领导者的集体强权。那些领导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由于对苏联之外的核裁军运动逐渐有所了解，苏联的核科学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武力，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态度。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削弱军国主义的影响。1945～1966年间的和平时期，苏联新出生的人口有7000万，其中由于持续而迅速的城市化，又以大城市中的数量特别巨大。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年轻人截然不同，这些人缺乏牺牲精神。他们中非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那些非俄罗斯族人对于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含有的俄罗斯中心论的主题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初的年轻人从他们的父兄那里听说过为胜利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喜欢找战争老兵交谈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苏联的鲍勃·迪伦”——道出了老兵们极为辛酸的记忆：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人民最大的悲剧。“部队不停地向西前进，老家的女人们也不断在葬礼上发出痛苦的哀号。”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人们所发现的，不仅有同志之情，还有喜欢摆威风的粗鲁的军士，以及老式的演习——那简直是对训练的嘲弄，尤其是在核时代的背景下。青年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的《列兵伊万·琼基纳的一生和非凡的冒险经历》是大量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中的一部精彩的讽刺作品。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于1969年在国外发表了这部小说，结果后来因此遭到作协的开除。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开始利用一切机会逃避兵役。不过，就像对1956年的学生运动一样，要是夸大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那就错了。它们影响的首先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中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且，只要冷战还在继续，这股反军国主义的新潮流就不会浮出水面。

赫鲁晓夫时代还兴起了强大的民族认同运动，从而戳穿了官方所说的“各族人民的友谊”。这些运动中有一些，例如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解冻”前就已开始了。还有一些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而出现的。其他的，包括在苏联那些以俄罗斯族为核心的地区，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后遗症而导致的新的紧张关系。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问题是关键，因为犹太裔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群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1953年之后，较为公开的反犹运动停止了，但这个政权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纠正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犯下的错误，没想到要为在1948～1952年间遭到清洗的犹太裔和犹太文化名人平反，也没有重新开放当时被关闭的犹太人文化教育机构。制度性的反犹活动，通过许多隐蔽的、非正式的方式仍在继续。在官方的秘密档案中，“犹太族”人永远要被打上不可信赖、不适合在重要的国家机构以及党政高层工作的标志（军工综合体、核能以及科学院显然不包括在内）。苏联在1955年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这也殃及了苏联犹太人。他们被当作有可能忠于别的国家的移民来对待。与俄罗斯人相比，他们要额外通过一些烦琐的手续，才能获得到国外旅行的批准。赫鲁晓夫以及他身边的那些人，对犹太人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科学精英中的犹太人感到不爽。而且在乌克兰，基层的反犹倾向根深蒂固，官员也打着“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旗号，创办了反犹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