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5/20页）

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精英的崛起，苏联文化、教育甚至科学界的矛盾以及派系斗争也逐渐多了起来。中东的事态发展助长了这些不良的文化倾向。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战胜了阿拉伯联军，这让苏联犹太人充满了自豪，并使他们开始反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社会中的其他民族。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抛弃了自己对苏联的认同并考虑移居国外。

异见运动的兴起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行为加速了去斯大林化这项工程的消亡。赫鲁晓夫在自己对斯大林的仇恨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动员方法的偏好之间举棋不定、反复无常，常常由于自己的信口开河和轻率鲁莽而自乱阵脚。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1961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烦透了赫鲁晓夫。他在国外的旅行和不靠谱的夸夸其谈终于进入到白痴状态。在这种公开的政治氛围中，人们逐渐注意到种种完全缺乏活力、缺乏思想、缺乏目标的迹象。没有思想就没有运动。”

赫鲁晓夫在文化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这为他在官员和有影响力的文化精英中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1962年11月，根据他的指示，《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喜出望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一时以为所有的禁忌都解除了，现在可以自由讨论有关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真相了。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赫鲁晓夫就于12月1日在苏联文化宣传部门的那些倒行逆施的权势人物的怂恿下，出席了一个现代派青年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展览会，并公开指责他们是“堕落分子”和“鸡奸者”，他们的艺术就像是“狗屎”。赫鲁晓夫粗俗的胡言乱语，反映了他个人以及他这一代人对现实主义的古典艺术的偏好。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站到了“俄罗斯”派的一边，加入了这场文化斗争，反对文化领域反斯大林主义的先锋派。在1962年12月和1963年3月的两次苏联知识分子会议上，赫鲁晓夫甚至比先前在1957年的会议上还要信口开河、粗鲁和不宽容。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现代主义的、西化的和自由化的倾向，使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队。赫鲁晓夫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想成为“党的大炮”，就必须停止这种针对自己阵营的“善意的开火”。大部分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不想再做党的“炮手”，但还是相信自己的艺术可以帮助推进“党的二十大的路线”，也就是去斯大林化。他们指望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瓦西里·阿克肖诺夫、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以及其他改革派作家和诗人都成了有组织的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粗野无情的力量都在反对他们。这种觉醒成了苏联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异见运动的源头。

对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免职，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拍手称快。支持“解冻”和去斯大林化的人认为：赫鲁晓夫已经没用了，将来的任何领导人都会比他好。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严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新的近卫军迅速终止了自上而下的去斯大林化。苏共领导人和理论家大多都对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变化看不顺眼：个人主义泛滥、对西方的崇拜日益严重、美国音乐和大众文化的流行、反战思想越来越普遍以及多元主义倾向。在党的理论宣传失灵的地方，就该克格勃出手了——它是苏联秘密警察中一个特殊的部门，任务是“引导”苏联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并“保护”他们“不受有害的影响”。1965年底的一份克格勃报告试图淡化过去十年对现政权造成的破坏：“毫无疑问，个别反苏维埃的和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表现并不能证明国内出现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或者是人们真的想要建立反苏维埃的非法政治组织。”

然而，就在这一年，新领导层和克格勃激起了更多的反对现政权的言行。1965年5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公开称颂斯大林是战争领袖。9月，秘密警察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Yuli Daniel），“罪名”是在国外用化名发表自己的小说。突然间，几百名苏联有名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开始向党的领导层请愿，呼吁释放被捕的作家，防止滑向新斯大林主义。一个新的运动诞生了，它要求得到公开审判以及由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异见分子”——人们后来如此称呼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通过国外的媒体向世界发出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