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1/20页）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外行的官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资源，而且还为之钩心斗角。苏联科学史家尼古拉·克列缅佐夫（Nikolai Krementsov）描述了“在研究机构和个人这两个层面，科学共同体与党政管制机构的融合”。科学家，正如他们针对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给赫鲁晓夫的建议所证明的那样，知道怎么去见机行事并左右当局在意识形态和军工方面的目标。

起初，在这些具有改革意识的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赫鲁晓夫为扩大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采取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有几万名苏联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他们为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们当初的态度是非常真诚和热情的。苏联物理学家叶夫根尼·涅金（Evgeny Negin）回忆说，到1959年，“苏中关系就像在《莫斯科－北京》这首可以说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流行的歌曲中描写的那样好：‘俄中人民永远是兄弟’。那种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选择而被神圣化了的友谊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它似乎要比基于适度的实际利益的联系还牢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促使人们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尽管如此，对国际主义的行动主义的普遍支持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还有其他许多“朋友”，也就是说，还有可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团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激进的阿拉伯政权，以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那些遥远而奇异的国度，成了充满魅力的新目标。还有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加纳、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刚果。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对于在这些国家推广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感到十分兴奋，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种兴奋跟冷战的策略有关。对第三世界的争夺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白热化，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在受过教育的苏联精英中激起了乐观的、罗曼蒂克的反响。

1959年的古巴革命重新点燃了莫斯科的希望：共产主义仍然代表着未来。许多苏联公民，包括到古巴考察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统治阶层成员，满脑子想的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其他大胡子革命者所取得的胜利。共产党改革派的非官方文学代言人、青年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急忙赶赴古巴，歌颂这个他用自己的热情奔放的诗句描绘的“自由之岛”。所有人都在唱《古巴，亲爱的！》这首新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先前在苏联是被禁止的，现在也成了古巴热的一部分。苏联领导层的二号人物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1960年2月飞往古巴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看海明威的小说，并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当时也住在该岛的伟大作家。

对于年轻的“六十年代人”来说，古巴革命再次肯定了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价值。它还给人以一种虚幻的希望：不造成流血和专制也可以有真正的革命。古巴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它已被斯大林犬儒化的帝国主义倾向所玷污——重新获得了救世主式的革命视野。“自由之岛”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但还是设法挣脱了这个超级大国的羁绊。拉丁美洲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我们的眼光要超出古巴的范围，”共青团领导巴甫洛夫（Pavlov）1961年1月在会见宣传人员时预言，“其他拉美国家随时可能像古巴那样。美国人实际上现在是坐在拉美这个火药桶上。委内瑞拉随时会爆炸。智利也发生了大罢工。巴西和危地马拉也是一样。”即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热也没有消退；当卡斯特罗1963年春应赫鲁晓夫之邀在苏联各地参观的时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

对苏联认同感的下降

革命浪漫主义为了争夺苏联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与西方的影响展开了竞争。但是，从“铁幕”背后向外的窥视，带来的往往是文化上的震撼。因为人们开始隐约看到了一种自由、多样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那里没有被套上制服的思想，没有对秘密警察的恐惧，也没有严格的管制。出生于享有高度特权的家庭的电影导演安德烈·孔恰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其父是苏联国歌的作者——对于自己在1962年首次出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对威尼斯、罗马和巴黎这些历史名城的壮丽景色的匆匆一瞥——长期以来，这对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便让孔恰洛夫斯基完全惊呆了。威尼斯壮观的运河、宫殿、快乐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灯盏，巴黎酒店里系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和擦得锃亮的黄铜门把手，与破破烂烂的苏联相比，越发让人惊愕。多年之后，孔恰洛夫斯基回忆说：“我后来在思想上的动摇和对爱国主义的抵制，全都可以追溯到此事。”孔恰洛夫斯基后来移民到西方并在好莱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