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9/20页）

为官方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摇旗呐喊的，有一些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例如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负责的《消息报》，还有共青团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正如阿朱别依后来回忆的，“我们那时总是少不了要用共产主义胜利之类的口号来结束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失败、僵局或停滞。我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干劲还是有的，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1960年，一群年轻的记者成立了苏联第一家研究公共舆论的机构。首次民意调查的题目是，“人类会防止世界大战吗？”

电影是另一种强大的媒介。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电影制作人及其年轻的学生，想在电影中再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他们企图使革命英雄和布尔什维克重返前台，而实际上，他们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从那里消失了。新电影[例如根纳季·古巴诺夫（Gennady Gubanov）的《共产党人》]还试图赋予钢铁般的共产党人以人性的色彩。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既经历过战争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官僚系统中得到了提拔。聘用知识分子做“顾问”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一时蔚然成风。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开明”官员，他们一般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机关工作。这其中就有未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想家”：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费奥多尔·布尔特拉茨基（Fedor Burlatsky）、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等许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这股提拔潮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年轻、受过教育且精力充沛的党员，他很快就从南方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官员中脱颖而出。对于共产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相对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们圈子开始了一种愉快、高兴甚至逍遥自在的生活。我们年轻。我们都取得了最初的成功，通过了最初的论文答辩，出版了第一批文章和书籍。”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总体上乐观的风气”。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削弱这种同志式的友爱气氛。尽管赫鲁晓夫会干蠢事，而且缺乏教育，但这些年轻人还是支持他，视之为变革的力量，可以扫除那些不得人心的老干部。他们相信这会为自己的事业扫清障碍。

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来推动现政权的自由化。他们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而且还与苏联文化教育界的年纪较大的权势人物一道，努力给他们相信在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但被斯大林浪费了的群众性的爱国热情注入新的活力。

一边是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同情，一边是自己的野心、循规蹈矩和爱国主义，那些“开明”官员在这两者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遗憾的是，冷战几乎没有为选择中间立场留下余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已，只好还是支持苏联的“帝国大业”——实用政治在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渴望和改良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斗争中，总能占得上风。1956年，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的革命行动。在1957年8月的世界青年节期间，阿朱别依——这些新人的非正式的领袖——指责波兰自由派文学杂志《直言》（Po Prostu）的编辑、波兰记者埃利基乌什·利亚索塔（Eligiusz Liasota）：“听着，你在波兰可以为所欲为，但要记住，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你要来传播这场瘟疫，[你想]颠覆我们。我们是不会容许发生这种事的。”“党的二十大的孩子”想要的是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改革，而不是毁掉它。

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钢铁锁链捆住了这个国家并堵塞了革新与变化之路。尽管如此，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还是希望让“开明”干部掌管并从内部改造它。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我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发展，寄希望于党政分开，因为社会经济管理是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因此，党组织要允许有更大的自主性才行。”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爱国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铭是：加入党组织并从内部使之“纯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