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7/20页）

日内瓦的考验

赫鲁晓夫总是提起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的演讲——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呼吁斯大林的继任者不要走斯大林的老路。主席团把演讲说成是最后通牒，但赫鲁晓夫却记住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四点条件”：朝鲜停战、解决奥地利问题、从苏联遣返德日战俘、采取措施限制军备竞赛。到1955年夏，从苏联领导层的角度看，他们在朝鲜和奥地利问题上已经满足了艾森豪威尔的条件，而且在裁军方面也开始提出一些比华盛顿提出的更为影响深远的倡议。

意味深长的是，解决德国问题并不在美国提出的条件当中。西方列强并不指望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他们采取了行动，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德国统一这个主题。从1954年初开始，英国人便提出了“艾登计划”（Eden Plan）。其实质是要在统一后的德国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政府。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们拒绝了“艾登计划”，虽然这样做会破坏他们在德国和各个北约国家的宣传效果。从贝利亚被捕以后，德国统一，尤其是依照西方的设想实现统一，在莫斯科是想都不用想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从情报分析人员的报告中得知，美国政府并不准备真的谈判。不过，他们希望通过与英法的接触来分化北约。尤其是法国政府，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让它分身乏术，所以对改善对苏关系非常感兴趣。

在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志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想要对苏发动战争。对于主席团的各位成员来说，纳粹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进攻，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们再也不能误判敌人的意图了。另一个目的是要向美国领导层证明，他们不会被核讹诈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吓到。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也加入了代表团。理由是，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位军队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时甚至邀请朱可夫去美国，但斯大林没有同意），谈起来能够比较坦率。在日内瓦，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竭力向艾森豪威尔表明，西方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是失败的看法不实；新领导层的地位牢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默尔曼（Richard Immerman）所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此次峰会的议程并不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要为将来迫使苏联收缩或者说削弱苏联的力量做好准备”。对于自己的雄心，国务卿是这样解释的：“要让苏联人滚出那些卫星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而新的证据显示，艾森豪威尔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他想要控制核军备。形势所迫，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重新考虑自己长期实行的抵制与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的政策。正如无奈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日内瓦峰会后强调的，“我们从来不想参加日内瓦会议，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1955年7月，克里姆林宫代表团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日内瓦。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担心西方会用一些出其不意的倡议令他们“措手不及”。据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即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说，随同苏联代表团一同飞往日内瓦的有该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他们将在整个会议期间与苏联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为苏联代表团提供新截获的对方的通信联系，并帮助对其进行破译。

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突然提出的“开放天空”，即允许飞机飞越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以减轻彼此对核战争的恐惧，还是令苏联代表团措手不及。担心核武竞赛失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该提议有可能“在裁军的篱笆上打开一扇小门”。然而，在1955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层都不准备那样做。布尔加宁，就像美国人注意到的那样，饶有兴趣地做出了回应，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了“开放天空”，认为它是“明目张胆的间谍伎俩”。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这“三驾马车”打道回府了——两手空空，可也如释重负。他们在离开时确信，自己能够像斯大林那样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许会处理得更好。西方领导人在峰会上没有吓住他们或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关键是，艾森豪威尔在跟他们交谈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把他们差不多当作平等的伙伴。来自美国的情报也证实了后一种估计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是个随和而和善的家伙，并不是特别地让人肃然起敬；他把外交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的其他观察家也有同感。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的非正式会谈也证实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印象：美国总统害怕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