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9/20页）

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以及追求突出的政绩，促使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重新发掘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能。1955年7月，就在莫洛托夫刚刚在苏共全会上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主席团把赫鲁晓夫的新宠、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y Shepilov）派到中东探路。谢皮洛夫与纳赛尔举行了会晤并邀请他访问莫斯科；他还开始与拒绝加入西方集团的阿拉伯国家其他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谢皮洛夫从中东返回莫斯科时，认为该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对西方国家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在讨论谢皮洛夫报告的当天，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其他核武器设计人员刚好也被邀请到中央主席团。有位官员解释说，领导们正在讨论对苏联中东政策的原则做出重大调整：“从现在起，我们将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长期目标是破坏阿拉伯人目前与欧洲及美国的关系并制造‘石油危机’——这会给欧洲带来麻烦，从而使之更加依赖我们。”在欧洲和远东陷入战略僵局的时候，该地区为克里姆林宫重新抬头的乐观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新的舞台。

这一政策转向的效果立竿见影。久拖未决的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销售谈判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苏联设计的大批捷克斯洛伐克武器流入了埃及和叙利亚。莫斯科为埃及提供了50万吨石油并同意提供原子能技术。西方和以色列的有关官员公开地和私下里都试图抗议苏联的新政策，但不起作用。莫斯科和西方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争夺开始了：此后的二十年，它将在该地区造成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并引发三次战争。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将取得胜利并彻底破坏西方在苏联南翼的遏制计划。与此同时，就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阿拉伯扈从国的大量投资将会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类似于东德那样的克里姆林宫输不起的最重要的资产。在中东地区的冒险起初是地缘政治的博弈，但到最后，就成了20世纪70年代苏维埃帝国过分扩张的原因之一。

在中东取得突破的同时，苏联人也在试图巩固其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苏关系依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是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政策，同时盯着西方和东方。在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既不可能也不想再把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当作小伙伴对待了。主席团的领导人彼此争相对北京示好。他们的第一件功劳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获邀参加了1954年5～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支半岛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与美、法、英、苏的代表平起平坐。莫洛托夫对中国人显得十分尊重；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都把让中国重返大国俱乐部作为克里姆林宫在外交上的重要目标。1954年9～10月，赫鲁晓夫成为首位访华的苏共领导人。此次访问是各取所需：赫鲁晓夫得到了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那里夺取国务活动家衣钵的资本；中方领导在北京与台湾国民党即将展开海岛争夺战之际从莫斯科得到了急需的政治经济支持。

赫鲁晓夫相信，为了使中苏关系走上平稳的道路，他做了所有必要的一切。他终于兑现了斯大林的承诺，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所有资产都归还中国（即联合公司、铁路及苏联在亚瑟港的基地）。对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他也没有理踩官员们认为条件过于慷慨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把苏联在1954～1959年间给中国的援助称为“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这些援助相当于苏联同时期国民收入的7%。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帮助中国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打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建立教育和卫生体系。到1956年8月，苏联人以牺牲自己的经济计划为代价，把他们正在生产的大部分新的工业设备运往中国。在苏联精英中普遍流行一种罗曼蒂克的看法，认为中苏关系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而不是民族的利益。主席团甚至决定帮助中国人创立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计划。随后，苏联的核实验室接到命令，要帮助中国人制造铀弹，甚至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尚能使用的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