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6/20页）

1955年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属于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但要是把它的源头只是说成斯大林遗产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内外政策的变化首先是源于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前夕，主席团试图把新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与斯大林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主席团成员决定，倡导一种新世界观。按照这种新世界观，资本主义世界将与苏联及其盟友共存并展开和平竞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对外政策将有助于说服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力量”，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作为这项政策的共同制定者，马林科夫满意地说，“和平力量的阵营得到了巩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Nikolai Shvernik）把它概括成一句话：“我们用一年时间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让群众相信，我们并不想要战争。”

党内精英和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都对新对外政策拍手称赞。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还是不能指靠他们的习惯性支持。正如1955年7月的全会所显示的，对外政策议题就跟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斗争一样，又一次与涉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广泛议题纠缠在一起。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统治者，不得不为各自的外交政策选择而在会议上向党内精英进行解释和辩护。

在党和国家的官员中，“伟大的俄罗斯国家”这个主题对俄罗斯族人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新对外政策的设计师们却开始重申“劳动人民大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这些在第三国际时流行过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无人问津的国际主义主题。赫鲁晓夫的信念及其性格，与削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把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重新引入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与斯大林不一样的是，赫鲁晓夫的想法不是悲观的、邪恶的；他不是总把事情朝坏的方面想。赫鲁晓夫相信，俄国革命是为了给劳动群众带来幸福与平等，而不是要打着新的幌子重建大俄罗斯帝国。斯大林把自己与俄国的沙皇、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勇士相提并论。相反，赫鲁晓夫却常常把自己比作犹太男孩平雅（Pinya），那是他喜爱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历经艰险才成为领导者的倒霉蛋。

赫鲁晓夫没受过多少教育，因而在思想上不像莫洛托夫那么教条。他读没读过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还不一定，而那些著作对于他对手的思想却有很大影响。在讨论对外政策时，赫鲁晓夫的观点缺乏条理和逻辑性。他的写作班子常常不得不把他的讲稿推倒重来，并删掉那些粗俗、古怪的说法。不过，对于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赫鲁晓夫是真心相信的，而且满怀激情。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再加上革命的手段，将有助于埋葬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他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那种谨慎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主义图景。对他来说，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斯大林的外交只是利用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怀有这种信仰的人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帝国。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大团结”和“共产党人的兄弟友爱”挂在嘴上。而赫鲁晓夫相信社会正义和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相信全世界工人农民的休戚与共以及苏联有义务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他很珍惜苏联在反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赢得的道义资本与意识形态资本。斯大林从1945年起开始采取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是对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政策，令人非常失望。尽管赫鲁晓夫坚定地认为，苏联有权保持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但他感到斯大林对波兰、匈牙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粗暴施压，损害了那里的共产主义事业，损害了当地共产党的声誉。

对于复杂的对外政策议题，赫鲁晓夫拿出了简单的解决办法，并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人的语言，一个在党内已上升到最高职位的老同志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在起初增加了他对许多高级干部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工农子弟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经济管理者的。不过，当这位夸夸其谈的新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这些简单的解决办法将给苏联带来很多麻烦。到那时，赫鲁晓夫就会发现，要向党和国家的那些犹疑而谨慎的精英们兜售自己那套罗曼蒂克的全球性革命与帝国范式是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