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基督教（第4/5页）

基督教的团结部分来自耶稣亲切而直接的态度，十足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不过，教徒的团结也有一部分建立于负面的想法与末日感。耶稣宣扬，现有的社会秩序很快就会让位给通往天堂的路，因此过去的社会与家庭关系都不重要。既然末日即将来临，没必要生养小孩，也没必要守着（不信邪的）配偶和家人。不过这些面向，都被我们现代“崇尚家庭”的基督徒巧妙地忽略了。基督徒只有彼此，靠着对末日论的信念形成社群，紧紧依偎在一起。就一、二世纪的大部分历史看来，他们对末日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基督徒结党成派，比非基督教的犹太人更为团结，因此成了罗马当局的眼中钉。罗马人处死许多基督徒，反而让他们更加紧紧联系在一起。

然而，随着基督教从被打压到发展成官方的宗教，爱、团结与集体狂热却慢慢被它抛弃，但那些可是早年丰富教会的元素。在保罗的时代，基督教并无“教务与管理组织”——没有阶级制度。换句话说，并无声望的高低，全凭个人的魅力。[42]一世纪的末期，教会开始有主教和执事等正式职称，四世纪初期，罗马皇帝改宗，并立基督教为国教。保罗以降，说方言的情况就很少出现了。四世纪中之后，教会开始禁止宗教性质的舞蹈，尤其是女性，绝不能有类似的举止。以色列凯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巴西莱尔斯（Basileios）严重警告，在庆祝耶稣复活时，女信徒不应该有不合宜的行为，还要依照保罗的指示把头包起来。明显地，这就是要禁止有人在教堂里狂热跳舞：

在基督面前放下服饰的重任，把头纱和礼仪都丢到一边，不顾上帝和天使。这些女人毫不羞耻地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她们头发蓬乱、穿着紧身衣晃来晃去。跳舞时，她们狂热无法自拔，眼神淫荡、笑声吵闹，一定要挑起年轻人的情欲。她们在教会的殉道者和墓窖前绕圈跳舞……唱着妓女的歌，连空气都被污染了。她们那丢脸的样子，就算站着也是在玷污大地。[43]

那些女人跳舞的样子是否淫荡，我们不得而知，那也可能只是巴西莱尔斯的个人观感。但到了四世纪时，教会当局确实开始规定信徒跳舞的方式，他们过滤掉恶心、性暗示的面向，让它较有“灵性”。当时拿先斯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致力于创造庄严的活动，以分别粗鲁与充满性暗示的舞蹈：

让我们以唱圣诗代替打鼓，以圣歌代替轻佻的音乐……庄严代替嬉闹，沉思代替沉醉，清醒代替狂迷。如果你真的想在欢乐的仪式或节庆中献上你的舞蹈，那么就跳吧，但别像希律王的女儿那样不知节制。[44]

在四世纪末的时候，暴躁又不宽容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John Chrysostom）下了禁制令，结束这一切：“有舞蹈的地方，就有魔鬼。”[45]可想而知，有些基督徒仍在教堂以外的地方参加异教的宗教活动。根据相关文献，公元691年，君士坦丁堡教会还曾大声疾呼，绝不可膜拜狄俄尼索斯。他们颁布了法令：“男人不可穿着女人的衣服，女人也不该穿着男人的衣服。不可装扮成萨梯，或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摘葡萄或倒酒入桶时，不得呼喊狄俄尼索斯之名。”[46]

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认为，早期教会对于狂热活动、各种节庆与仪式的敌意，是宗教走向成熟时不可避免的过程。刘易斯（I.M.Lew-is）在他1971年的经典著作《狂热宗教》（Ecstatic Religion）中提到：“新宗教形成时，领袖们会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他们已经到来了。随着地位慢慢稳固，他们反而慢慢失去对热情信徒的耐心与包容。因为热情信徒经常会宣称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因而威胁到既有的宗教组织。”[47]当一个宗教稳固后，就不大会认可附身现象，甚至把它当成撒旦、异端。刘易斯还说：“基督教在长久的历史中，显然也经历了这个发展模式。”[48]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也赞同，这种过程让宗教成熟，光从“健康”的观点来看，“歇斯底里的宗教情绪会造成精神崩溃”。[49]他认为，每个新宗教发展的要务是以“理性的道德体系”取代早期狂热、狂野的灵感。[50]以中国为例，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就成功地将节庆式的、神迷的原始信仰，转换成冷静、理性的儒教。基督教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但罗马基督教与中国儒教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一开始就高举“理性的道德观”，即使在它早期发展的阶段，“各种灵性上非理性、狂迷的特质，人们都视为神圣的记号”。[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