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上的不速之客（第4/11页）

在1990年7月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大代表的面，叶利钦以最公开的方式切断了他和苏共的一切关系。在叶利钦为政党起的新名称——“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拒绝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产党前大佬发表了公开演说，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叶利钦认为苏联有必要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并且公开宣布，作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团的领导人，他不会听命于其他任何政党。

做出这个决定对叶利钦来说可不容易，也绝非他的草率之举。他没完没了地修改演说稿的内容，随着脱党演说发表的时间日趋临近，他变得焦虑不安。就在那些晚上，叶利钦对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老乡，也是他在那时最亲密的顾问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倾吐了他的担忧和疑惑，布尔布利斯说道：“他（叶利钦）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万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么……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但这恰恰抬高了我！’”[8]

戈尔巴乔夫相信叶利钦退出苏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正如他对自由派顾问安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所说的：“逻辑上讲应该如此。”事实上，叶利钦公开脱党预示着党员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会角色了，从而引发了苏共的脱党潮。

这些行为一般都很含蓄：苏共党员只是不再支付党费、参加会议以及执行党所交予的任务。党员的流失使苏共的力量大为削弱。1990年，就是叶利钦退党这年，苏共失去了270万成员，全国党员总数从1920万减少至1650万，因为脱党而直接减少的党员数量是180万。据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个月中，共有400多万，即接近总数四分之一的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因为担任反党职位，拒绝服从党的命令，或是拒交党费而被开除出党。[9]

这次退党潮让共产党官员们惊慌失措。1991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奥列格·舍宁向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共产党书记发出警告：在1990年的脱党人员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因为苏共一直以这些党员为荣。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识界人士也纷纷脱党。虽然说，工人通常不愿意加入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的政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入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事业，成功进入管理层，最终挤进党和国家官僚体系的最高阶层——权贵阶层，这一阶层几乎由清一色的党员组成。不仅在管理层如此，在高校和众多资金充裕的研究机构中，职位也和党员身份直接联系在一起。[0]

1990年秋，裂缝开始出现在苏联特权最负盛名的堡垒中——外交服务人员和在西方工作的苏联专家。想要得到允许，能在“资本主义天堂”生活以及拥有按照一般苏联标准根本无法想象的高薪的话，党员资格是一项重要前提。尽管许多走出国门的苏联人对国家的体制已经大失所望，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是把这些颠覆性的想法藏在了对创造出这种制度的国家政权和共产党忠诚的外表之下。党组织和苏联知识界的关系心照不宣，党组织接受知识界表面上的宣誓忠诚，知识分子同意宣誓效忠，以此获得能够出国工作的机会，可是这种关系在1990年发展到了极限。

叶利钦虽然退出了苏共，可是，他并未因此而失去俄罗斯议会议长的职务，这就等于告诉了社会精英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再是展开职业生涯的前提。在1990年的最后四个月中，在日内瓦国际组织里工作的14位苏联官员都脱党了。组织部在提交给中央领导层的一份备忘录中汇报了日内瓦的情况。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充分认识到了在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他们相信罪魁祸首就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得知，日内瓦的部分苏联人和叶利钦团体以及反对派关系紧密，他们甚至正酝酿在日内瓦建立反对派——“俄罗斯共和党”的分支。

背叛不止发生在日内瓦。苏共中央得知跳出社会主义大船的现象不仅在日内瓦十分突出，在纽约、维也纳、巴黎、内罗毕的苏联外交使馆和社区也显而易见。苏共中央机关——位于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达了外交服务去政治化的诉求。中央官员准备谴责这些知识界特权分子因贪婪无度而发起的造反。根据苏共中央的备忘录，这些前共产党员拒绝用“硬通货”支付党费，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给自己的收入增加了额外的税负。这么说也有据可循，因为这些在苏联国际组织工作的官老爷们，确实对政府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予以没收而普遍心存不满。他们被要求把硬通货收入上交给苏联海外代表处的财务部门，但许多人拒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