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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集抵抗运动所需的资金，他们在一九三二年抢劫了德里郡的一家银行。与警察的枪战中他负伤被捕，被判入狱十年。一九三四年，他成功从克鲁姆林路监狱逃出，此后还在一九三五年骚乱中领导了贝尔法斯特郡天主教区的抵抗战斗。

同年，他奉命到纽约暗杀一位告密者。由于此人的出卖，一个叫迈克尔・雷利的爱尔兰共和军小伙子遭到逮捕并被绞死。警察为了保护这名告密者，将他送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德弗林这个任务执行得干净利落，一下子声名鹊起，成了传奇人物。这年的后来，他两次大显身手，一次在伦敦，又一次在美国——地点换成了波士顿。

一九三六年他到西班牙参加了林肯-华盛顿纵队[27]。由于负伤，被意大利军队俘获。意大利人并没有处决他，而且因为抱着劝降的意图，所以不曾动他分毫。他拒绝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他却被佛朗哥政府判处终身监禁。

一九四〇年秋，在德国军事谍报局的活动下他获释，并被送到了柏林。德国情报机关希望能将他纳为己用。问题是，根据档案记载，虽然德弗林对共产主义分子嗤之以鼻，却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这一点早在庭审的时候就已经陈述得清清楚楚。德国人白费心机，只好把他安置在柏林大学，让他教教英语、做做翻译。

但是情况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军事谍报局为把戈尔茨救出爱尔兰进行了百般尝试，皆成画饼。万般无奈之下，谍报局爱尔兰科找到了德弗林，要他带着假证件空降到爱尔兰，跟戈尔茨接上头后搭乘葡萄牙或者其他中立国的船逃出来。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他进入了米斯郡，不想数周之后，还没等接上头，戈尔茨就被爱尔兰政治保安处逮捕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弗林一直在东躲西藏，狼狈万状。爱尔兰政府大量抓捕共和军支持者，把他们羁押在卡拉平原，使得可靠的接头人所剩无几。一九四二年六月，警察在凯瑞郡的一幢农房包围了他。在击伤两个警察之后，他被一颗子弹擦到了额头，昏了过去。医院里，他再次脱逃，跑到邓莱里郡，混上巴西船只，来到里斯本。接下来，他利用常规渠道，一路横穿西班牙，终于再次站在了提尔皮茨河沿的办公室里。

可是，鉴于军事谍报局认定，爱尔兰已成死局，利亚姆・德弗林便令人哭笑不得地再次被扔回柏林大学，教教英语，做做翻译。

未到中午，霍夫尔就回到了办公室：“我把他带来了，长官。”

拉德尔闻言搁下了笔，抬头问道：“德弗林来了？”他踱到窗前，整了整制服，思忖着该如何张口。此事不容有误，务必成功。而且，必须牢牢掌控住德弗林——毕竟他是个中立分子。门轻响了一声，他转过身来。

利亚姆・德弗林的身量比他想象中小一些，大概也就五英尺五六英寸高。一头深色的卷发，脸色苍白，眼睛是拉德尔从没见过的那种亮蓝色，嘴角似乎永远挂着一丝略带嘲讽的笑意。这个人长得就像个笑话，让人无法忍俊。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束腰大衣，左额上那个在爱尔兰留下的枪伤清晰可见。

“德弗林先生，”拉德尔走过办公桌伸出了手，“我叫拉德尔——马克斯・拉德尔。你好。”

“好。”德弗林的德语说得相当流利，“对于此事，我似乎别无选择。”他一边解开大衣扣子，一边开门见山道，“是第三科在负责这件事吗？”

“请坐，德弗林先生。”拉德尔为他拉过一把椅子，又递过烟，点上火。

德弗林俯身凑过去点着了烟。这烟太烈，一口烟吞到喉咙里，呛得他直咳嗽。“圣母玛利亚啊，中校，我知道这东西很厉害，但是没想到竟然厉害到这种地步。烟里边掺了什么？或者……我还是不知道的好？”

“这是苏联烟，”拉德尔说，“冬季战役的时候我一直抽，习惯了。”

“你可别告诉我说，”德弗林说，“大雪天里你就靠这个东西防止打瞌睡。”

拉德尔笑了，和气道：“差不多吧。”他取出白兰地，又拿了两只杯子问，“干邑，来点儿吧？”

“你真太客气了。”德弗林接过杯子一饮而尽，闭上了眼睛回味着。“跟爱尔兰白兰地不一样，但也凑合了。我们什么时候谈谈闹心事儿？上一次，提尔皮茨河沿的家伙们让我半夜里从五千英尺高的地方跳伞到米斯去，我现在可对高空怕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