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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您说什么？”霍夫尔问。

二人俯在桌前，报告和海图横七竖八地摊开着。“这个格雷女士，”拉德尔解释说，“她得有一个帮手。”

“啊，我明白了，长官。”霍夫尔说，“肩膀要宽，干活要勤快，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吧？”

“不对。”拉德尔皱了皱眉，从桌上的盒子里取出一支俄国烟，“得有脑子才行——这很重要。”

霍夫尔替他点着了火：“那可难找了。”

“确实难找。现在第一科有谁负责英国方面？谁合适？要完全可靠的。”

“像这样的人大概有七八个。比方说‘白雪’吧，近两年来他一直在朴茨茅斯的海军部工作，定期发给我们北大西洋护航船只的重要情报。”

拉德尔不耐烦地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不能调动他。这么重要的工作绝对不能受到干扰。肯定还有其他人选吧？”

“本来至少有五十个，”霍夫尔耸耸肩，“可惜英国军情五处的反侦察部门这一年半以来效率太高了。”

拉德尔踱到窗前站住，焦躁地抖着腿。并不是愤怒，而是忧虑。乔安娜・格雷六十八岁了，她再有热忱也好，再可靠也罢，都得给她找个帮手。就像霍夫尔说的，一个干活勤快的人，缺少这么个人，整个计划都会毁于一旦。

他的左手又痛起来了，那只并不存在的手又痛了。很明显，这是压力太大的表现。头痛欲裂。“中校，记住，失败是懦弱的标志。”希姆莱如是说。暗色的眼睛是那么冰冷。拉德尔不禁打了个寒战。想起在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道的经历，恐惧就从内心深处猛地向外泛滥。

霍夫尔怯道：“不过，还有个爱尔兰科……”

“你说什么？”

“还有个爱尔兰科，负责跟爱尔兰共和军的联系。”

“毫无用处，”拉德尔说，“你记得吧，自从戈尔茨和其他特工遭遇惨败之后，所有跟爱尔兰共和军的联系就全终止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啊，整个计划全都被破坏了。”

“也不完全是，长官。”

霍夫尔打开了一个柜子，很快抽出了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子上。拉德尔眉头一皱，坐下翻开了这份文件。

“这样啊……他就在这儿？在大学里？”

“是的，有时需要的话，他还会做一点翻译工作。”

“现在他用的是哪个名字？”

“德弗林。利亚姆・德弗林。”

“把他带来！”

“现在吗，长官？”

“照我说的办。一小时内我要见到他。不管你是把柏林翻个底朝天也好，还是找盖世太保帮忙也好，都行。”

霍夫尔碰了一下脚跟，迅速走了出去。拉德尔用颤抖的手又点燃了一支烟，开始翻阅文件。

他刚刚说的没错，自从战争伊始，德国就屡次尝试跟爱尔兰共和军达成某种条约，却终于没能称心如愿。在军事谍报局来讲，这是最让他们颜面扫地的一项计划。

派驻到爱尔兰的德国特工全都徒劳无功。只有一个特工，戈尔茨少校，潜伏的时间最长。一九四〇年五月他搭乘一架亨克尔飞机降落在爱尔兰的米斯郡之后，在那里虚度了十九个月的光阴。

在戈尔茨看来，这帮爱尔兰共和军简直稚嫩得叫人忍无可忍，还刚愎自用毫不听劝。若干年以后他曾评价说，他们（爱尔兰共和军）虽然愿意为祖国而死，却只知道送死而已，因此德国对英国乌尔斯特一带军事设施的常规袭击作战意图终成泡影。

拉德尔对这一切所知甚详。让他感兴趣的是这个自称“利亚姆・德弗林”的人。这个德弗林奉了军事谍报局的命令空降到爱尔兰，不仅生存了下来，最后竟然还能全身而返，咄咄奇事。

利亚姆・德弗林，一九〇八年七月出生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利斯摩尔。他的父亲原本是个佃农，在英爱战争[25]中曾效力于一支爱尔兰共和军的飞行纵队，因此在一九二一年被处决了。母亲于是到贝尔法斯特的法尔斯路投奔了孩子的舅舅，一位天主教神父，帮他看家。舅舅帮忙把孩子安排进了南部一所耶稣会的寄宿学校。毕业后，德弗林进入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专攻英国文学，成绩优异。

他出版了一本小诗集，记者这个职业做得有声有色，本来还可以成为一个好作家。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九三一年他回到贝尔法斯特探亲，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宗教骚乱，而他更是眼睁睁地看到了一帮橙会[26]的暴徒洗劫了舅舅的教堂。老神父被殴打得惨不忍睹，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从那一刻开始，德弗林彻底倒向了爱尔兰共和军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