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衣冠南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第25/31页）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为官，就是在这个时期。

393年，29岁的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之职。

陶渊明太有名了，念过书的都知道他写的《桃花源记》。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隐逸文学家的代表，是东晋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名士。他的后半生，亲眼见证了东晋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而他大量的诗作，就是对这段历史活生生的写照。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初年的大将陶侃。陶侃出身寒族，但是战功显著，一路高升。最后又因平定王敦之乱，稳定东晋政权，官至侍中、太尉、大司马、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官做到太尉就算士族了，并非如此。出身寒门、因军功而跻身高层，依旧被士族们瞧不起，不被士族接纳，刨根问祖，依旧算寒族身份。不过，要是陶侃的子孙兴旺，加强教育，再立军功，过上几代，陶家也可能会成为后起的士族，可惜的是，陶家人丁稀少，后继无人。

陶侃的儿子，也就是陶渊明的爷爷陶茂，做过太守，没有特别耀眼的政绩。再下一辈，陶渊明的父亲陶逸，也做了个太守。可惜陶逸非常年轻就去世了，留下一妻一子一女，这时候的陶渊明，仅仅9岁。

陶逸去世，陶渊明一家的生活顿时陷入贫困。据颜延年的《陶征士诔》记载，陶渊明“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生活非常艰辛。好在陶渊明的母系家族还有一些势力，能够给点照顾。

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是个大名士，年轻时曾任桓温的参军。有次重阳，桓温率大家登龙山宴饮赏菊。一阵风吹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桓温见状，暗示大家不要声张，看孟嘉有何反应。孟嘉没有察觉，依旧谈笑风生。过了一会儿，孟嘉上厕所，大家就趁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并在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了小短文嘲讽他。

孟嘉回到座位后，发现自己帽子放在那里，才知道自己落帽失礼。他镇定自若地戴上帽子，从容地扫了一眼那篇短文，随后不假思索，挥笔而就一篇辞采俊美、诙谐幽默的佳作，为自己辩护。大家传阅后，无不击桌叹服，后人就用“孟嘉落帽”形容临阵不乱、才思隽美的名士气度。

孟嘉典型的名士派头，对陶渊明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上说，他是陶渊明骨子里一直效仿的对象。

但是，东晋的真名士毕竟是少数，假名士实在太多。

大家都知道名士好当，当了名士身名具泰，既能做大官享受，又不用具体干活儿，还有好的声誉、处处受人尊敬，这样舒坦的生活谁不喜欢？

于是，朝野上下，装名士、学名士的比比皆是。说话不好好说，张嘴前言不搭后语的“文艺腔”；做事不好好做，一惊一乍故作高深的圣人样。没啥学问思想，但偏偏要学人家清谈，于是扯来扯去都是漫无边际的抬杠、是非；粗俗无比，却要学人家附庸风雅，于是张口闭口都是很外行的琴棋书画。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虚伪的风气。这种虚伪，渗透了上层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但日常生活虚情假意，甚至最需要真诚对待的信仰，也都被玷染脏污。何充信奉佛教、好修佛寺，供养数百僧人，花费过亿。但是这样一个“大菩萨”“大护法”，却从不援手救助穷困的亲友，就这样，还广发宏愿，想要成佛。

阮裕讽刺他：“你真是志向远大，勇气冠绝古今。”

何充不明白，问为什么，阮裕说：“我想当个大点儿的官都没成功，你却想做佛，你这志向还不够大吗？”何充不以为然，一如既往，“持八关斋，结会诵经，终生不倦”。

何充的弟弟何准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谢万将此兄弟与信奉天师道的郗愔、郗昙兄弟相比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说他们其实都是用钱贿赂鬼神，假充信仰而已。

我想起时下北京特别流行的四大俗，分别是：弹古琴、喝普洱、唱昆曲、拜上师。当然，“四大俗”版本略有不同，“开会所”“玩古董”等花样也位列其中。

一旦高雅的东西失却真实的内涵，徒具表面形式，高雅也便沦为了粗俗。所以，时下所讽的“四大俗”，原本都是高雅的东西，却活生生被俗人搞成了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