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5/25页）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绅士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用得很紊乱。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147]。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148]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给蛮夷教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49]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150]，英国人不顾所有的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有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151]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以后逃往新加坡。[152]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在路上不要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153]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属“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做奸商。[154]事实上，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的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除了藐视广州商人之外，没有别的行动。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155]伍崇曜[156]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命令监禁伍。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得以获释。当然，他从未忘记过这位钦差大人的敌意。后来，到太平天国兴起时，林则徐署广西巡抚，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伍采取了预防措施，捐钱镇压起义，向那些生病的官员送外国药。[157]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158]，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159]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160]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五

我们与他们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官帅之和议，故暂居退自保，未敢擅行。……倘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