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4/25页）
必须记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三元里事件的爆发，英国人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相信，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仍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128]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129]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说来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现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130]。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感情。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即使他进攻广州，也不会使良好愿望的源泉干竭。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144]。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145]官员们和“正直”的绅士对中英亲善表示厌恶、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146]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