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7/25页）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173]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

外国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即所谓“淫”。每年，粤海关监督总要照例告诫夷商，不得雇用年轻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满足他们好色的本性。[174]外国妇女亦不准进入商馆地区。[175]1830年4月，几个英美妇女无前例的首次到达，几乎酿成全面停止通商的结果。[176]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这些文化形式又带有威胁的外观。“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个“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7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蛮夷都是图利的。从这个观点到对经济剥削的恐惧只有一小步。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179]

蛮夷都是淫荡的。由此发展到真正的性恐惧也只有一小步。性仇视总是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对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南方黑人处以重罚，对其性放荡的可怕谣言，就是一证。再如，纽伦堡法令和令人恐怖的纳粹死亡营的“消毒实验”。还有，在台湾的“妓院区”，那些更富魅力的高级妓女一旦同美国兵发生了交往，中国顾客就不再理睬她们。我们已经看到，外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是怎样地激怒了三元里的农民。据对所有资料的考察，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英国军队，通常是印度士兵，调戏当地妇女的传闻（尤其是印度人黑色的皮肤使那些已有偏见的中国人震惊）。八年以后，在入城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位英国观察家认为，大众最多的指控仍是这类性的指责。[180]在此后风行华中十二年的反基督教宣传，总是证明外国宗教是淫邪的，指责鬼子的传教士使用魔法诱惑中国妇女，使她们的丈夫无法得到性的满足。[181]简言之，在中国，早期的排外与性的歇斯底里是一致的。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原的意识有关。这种始原造成了我与他的不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广东人排斥外国人的运动，不是孔学的朝贡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1841年后，温和的文化形式变成了种族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还不是全国性的。广东人的“我们”，是同广东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就是这个省，甚至是广州城，讲“同样语言的人们”[182]。这是在本来意义上的排外：惧怕外来人，所有的外来人。1841年春，当湖南军队开进广州城时，当地的绅士们劝说当局不要让这些士兵离开城市，因为据说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患有梅毒。当这些士兵趁夜晚溜出城后，到处传说着他们与广东妇女睡觉。于是，南海、番禺的乡勇决定袭击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湖南人被抓住后，就被杀死，“尸体堆积”。逃跑了的在城门口又被追了回来，乡勇们大骂这些人是汉奸。[183]

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他各种忠贞对象太多了：村庄、亲族、土地甚至方言。中国人受害于德国人所谓的“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184]。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