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5/8页）

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

夏洛特一直在北京居住。日本人进入北京后，她返回美国加州的伯克利，随身携带了39个塞满其藏品的轮船行李箱。美迪尔·萨尔基西安是古董商和亚洲艺术名誉研究员，长期在丹佛从事亚洲文物经营活动。1977年，在他的建议下，夏洛特的孩子詹姆斯·格兰特和贝蒂·格兰特·奥斯丁，把夏洛特的藏品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所谓龙袍，是中国皇帝在所有上朝活动中（某些特定场合除外）所穿的正式服装。它已成为很受外国人追捧的藏品。龙袍有马蹄袖，两侧可开合，下摆有切口。夏洛特的藏品征集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含了许多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清宫服饰。裕德龄公主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侍女，她对夏洛特的收藏活动给予过指导，向她那位朋友解释过复杂的清宫礼服。今天，在丹佛博物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夏洛特从两人谈话中摘取的记录。

裕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曾担任过清朝驻日本和驻法国大使。裕庚夫人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人。人们通常不看好混血儿。但是，即便是极其不喜欢裕庚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承认他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承认裕庚夫妇的结合是爱情的婚姻。两人常驻巴黎时，他们的女儿德龄和姐姐容龄已经西化，年轻的姐妹俩曾学习舞蹈和表演，分别师从法国现代舞蹈大师伊萨多拉·邓肯和法国女演员贝恩哈特。1903年，裕庚全家被召回国。他的家庭成员继续担任清宫与外国社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人。裕德龄在17岁时，曾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两年。1911年，她出版了一部几经再版的传记《清宫二年记》。除了担任翻译，裕德龄还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珠宝和饰品。离开紫禁城后，那种经历使裕德龄大受裨益。她曾拒绝慈禧太后让她嫁给某位满族王爷的建议，而是在1907年，与不可靠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撒迪厄斯·科休·怀特完婚，并在六国饭店里面找到了住处。清朝倒台以后，裕德龄继续从事自己的副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包括带领他们游览紫禁城和颐和园（据莫里森记述，怀特“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包括试图出售奉天清宫的珍藏）。

裕德龄的语言天赋极佳。除了汉语和满语，她还讲日语、英语和法语，为自己赢得了客户和朋友。她的西方客户和朋友包括萨拉·康格、露西·科尔霍恩、夏洛特·格兰特、格特鲁德·巴斯·沃纳（她把自己的纺织品和古器物收藏，留给了俄勒冈大学），以及来访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当时的麦迪瓦尼公主）。裕德龄协助他们收集清朝官员匆忙出售的东西。据美国作家拉·莫特报道，人们经常看见一群年轻男子团团围住裕德龄，她则像“六国饭店的睡美人”一样滔滔不绝，“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裕德龄承认，“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她像变色龙一样善变，根据现实改变衣着打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中国穿上了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身白色制服。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变成了一位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到了美国，她捯饬得像个满族公主，主讲《中国现代妇女》《身在清宫》和《当今中国政治》等时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