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5/12页）

麦金利总统挑选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是自己在法学院时的密友、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埃德温·康格。1898年7月，康格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公使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生攻击基督教徒事件，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报纸报道，康格死于中国狂热分子之手，那也是他的命运）。今天看来，康格被选为驻华公使令人难以理解。他之前在美国驻巴西使馆任过职，对远东事务一无所知。康格不仅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法语。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有关赔偿协商使用的语言正是法语。幸好，康格得到了麦金利的特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的帮助，柔克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中文，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密友。“庚子赔款”谈判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只允许公使参加正式会议。因此，柔克义只得依靠其他公使透露的消息。尽管如此，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这样谈及康格：“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热烈欢迎，把我作为合作者予以接纳，我对此感激不尽。”

1900年9月，柔克义抵达北京，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见证了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恐怖场面。柔克义写道：

从大沽到北京，整个中国完全处于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亏有了外国军队的出现，给那里带去了秩序。“遵守纪律的欧洲军队”四处指挥运作，肯定与13世纪蒙古军队的所作所为别无两样。从海滨到北京，几乎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抢劫，其中所有可移动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一半房屋被一把大火点燃烧毁。北京一直遭受最被认可的方式掠夺：从将军到随军流动的平民，从列强公使到最低等随员，从主教到等级最低的传教士，大家都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干着耻辱的勾当——而那些行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昨天，我和夫人一起沿城墙走到了古观象台，那里有壮观的青铜观象仪器，有些可能建造于13世纪。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士兵正一件件拆卸那些青铜观象仪，把它们运往巴黎和柏林。那些东西安然无恙留存了7个世纪，却未能逃过文明西方人的劫难。

“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

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