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26/31页）

赫施尔· 格林兹潘的父母是来自波兰的移民，从1914年就生活在汉诺威，由于新的波兰法律和限制性的德国公民权规定，他们自动地成为了没有国家的人。后者实际上使得任何波兰的犹太人都不可能成为德国公民。德国政府认为波兰的法律是一种挑衅，用来将他们的犹太人永远倾倒在德国。于是，盖世太保围捕了大约1.7万名波兰的犹太人，把他们运送到波兰边境。但是，因为波兰的行政当局拒绝接受他们，他们就被成群地送进集中营这个“无人之地”，在悲惨的环境中受到保护性监视。年轻的格林兹潘需要通过自己绝望的行动传递一个报复性的信息。

纳粹很快对拉特的遇害做出了报复。11月9日是纳粹领导层庆祝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的日子，恩斯特· 冯· 拉特在这一天离世。拉特离世的新闻传到了希特勒那里，他当时正在和他的老斗士一起在慕尼黑老市政厅用餐。元首坐在戈培尔边上，就如何采取适合的行动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证据表明：希特勒批准了戈培尔的建议，在整个德国发动一场自发的抗议，并秘密地建议“冲锋队应该被允许大干一场”。然后，希特勒上演了典型的一幕，隐退到背景当中，以免屠杀应有的回火把自己弄伤。宣传部长因为其性过失行为失去了宠爱，正渴望恢复和元首的关系，并证明自己除了善于言辞，也是善于独立行动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煽动仇恨的计划遭到了广泛的谴责，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希特勒高官认为是无效的。

结果是一场得到精心策划的、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因为此夜之后，整个德国的街道都散满了犹太商店的碎玻璃。除了规模更大，这一集体仇恨的犯罪形式是早期反犹太人行为的重复。戈培尔在市政厅进行了妖言惑众的反犹太人演讲，它让聚会的纳粹党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坚定了期待他们所做的事情。此后，命令传达给纳粹党的地方官员，让他们去煽动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结果是整个德国的暴力狂欢。狂热的纳粹党官员、粗野的冲锋队队员、天性残暴和缺乏道德的狂热市民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真正的对毁灭的渴求。除了纳粹党一路绿灯、四处爆发的个人即兴行为之外，这一可耻的事件绝不是自发的。根据赫尔曼· 格拉姆尔的观点，在这一仇恨的战役发动之前，民众对格林兹潘行为的反应，与他们对日本地震作出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现在，政府正发动了一场官方支持的仇恨战役，许多恐惧法律而受到约束的，或者受到邻里行为而加以收敛的普通民众，感到有权采取不受禁止的公开行为去发泄他们的仇恨和挫败感。

纳粹党官员、冲锋队队员和被煽动的暴民等人的行为，产生了对财富广泛的破坏，以及众多的伤害和死亡。据估计，有276间犹太会堂被焚烧倒塌，它们内部的财物被洗劫或损坏。7500多间商铺遭到抢劫，91位犹太人被杀害，同时，另外一些犹太人绝望自尽。因为这些罪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是公开，也是公然犯下的。警察是毫无帮助的，因为发出的命令是元首不要求他们干预，除非德国人的生命和财富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解释了除了其他方面，为何消防部门只有在犹太会堂的火焰威胁蔓延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宅时才会出动的原因。至于犹太人的生命，他们不值分文。正如戈培尔回应来自战地报告的时候所显示的那样：那个报告警告在第一起死亡后会有更多的伤亡，他说一个人不应该因为犹太人的死亡而心烦意乱。

关于11月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毁灭和杀戮的渴望，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这些渴望把普通人变成了狂怒的野兽。但这些论述有时制造了一个印象：“水晶之夜”代表了德国民众最深的希望。但是，这个没有限制的指控是过于宽泛了。戈培尔和他试图征募到大屠杀中的纳粹党的各个分支——主要是冲锋队——需要把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入希望是集体行为的事件中。但是，当这一目的失败的时候，聪明的宣传部长很快申明纳粹党真正在为人民说话，代表着他们的希望。在什么程度上这一申明是真实的呢？11月9—10日的事件真正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希望吗？当然，由于缺乏民意调查，不可能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可以得到来自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报告、各州州长的报告、目击者记录的证据。它们指出，大屠杀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大部分公众的谴责。真相是大部分民众都感到羞愧，并谴责暴力和对财产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