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4/28页）

莱辛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人：矮小、皮肤黝黑，他欣赏日耳曼美的理想，认同爱国主义的事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赫尔曼· 利茨的一所寄宿学校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这些学校把祖国和民族的新浪漫主义理想同狂热的民族主义原则联结起来。但是，当莱辛的日耳曼信仰不符合利茨狭隘的、以犹太恐惧症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与他的校长争执起来而被解雇。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莱辛从尖锐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变为同样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用新的形式体现了对其犹太性的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莱辛写了一本十分悲观的书籍，它控诉了其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遗产。这本书的名字叫《世俗精神的衰亡》，它把犹太民族描绘成干瘪的、贫瘠的种族，因为它没有祖国，与一直根植于与生俱来的土地和祖国的生命创造力没有联系，注定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唯一的希望是逃避与钱财的关系，恢复他们的祖国。在20世纪20年代，莱辛成为了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哲学家，他作出了给他赢得声誉的、影响广泛的判断。1926年总统竞选时，他鲁莽地攻击了陆军元帅兴登堡这位民族主义右派的偶像，把他说成是“一个低能的废物，为未来的尼禄铺平了道路”。这句评论引起了政治右翼的极度疯狂，他最终不得不取消了在汉诺威技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把自己限定在私人的研究工作当中。当纳粹1933年接管权力之后，莱辛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在那里遭到了逮捕，然后被纳粹分子杀害。

犹太人自我仇恨最怪异的事例，也许是奥地利作家奥托· 魏宁格。在这里提及这一事例，只是因为它的病理机制后来产生了许多悲剧性的自杀。魏宁格是以《性和性格》一书获得巨大恶名的。在书中，双性同体的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倾向相关联，并被转化为人类完美和不完美的尺度。根据魏宁格的思想，男人和女人是雌雄同体的，每一方都包含针对另一方解剖学上残余器官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对应物。理想的类型和一个对所有文化成就负有责任的人，都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类型，在其身上，女性的残余器官正好和女人的男子气概相抵消。魏宁格相信，女人体现了对性快乐荒唐的冲动，是男子性理性的对立面。犹太人是低级的，因为他们种族的性的商数远没有达到平衡。相比较而言，雅利安种族代表了完全协调的男子气概创造性原则的体现。当他发现自己烙上了犹太性的低级和女性因素优势的时候，发狂的魏宁格在贝多芬曾经住过的地方戏剧性地对自己开了一枪。这一行为后来得到了犹太人仇恨者的喝彩。他们赞同它是完全值得推广的事情。1941年，希特勒在元首府仔细地思考着“犹太人杆菌”的问题，他当时回想到迪特里希· 埃卡特曾经对他说过，他所知道的唯一诚实的犹太人是奥托· 魏宁格。当认识到犹太人是生活在他人身体上的寄生虫的时候，魏宁格自杀了。

魏宁格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人格的病态显现，但是它也以重要的方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它是强烈的文化偏见强有力地塑造起来的。一种将一系列强有力的骗人把戏制度化的文化迷惑了每个人，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甚至少数的最强大的成员也不能一直摆脱仇恨的驱使。至于最脆弱的成员则试图以悲哀的方式逃避他们的犹太性，包括仇恨自己，作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姿态，甚至把自己视同侵略者。犹太的父母有时企图教育他们的孩子以更多“德国的”而非“犹太的”方式行事，灌输给他们孩子所有假定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行为习惯。瓦尔特· 拉特瑙在一篇针对犹太人的、题为《听，以色列》的文章中，呼吁犹太人放弃他们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的头脑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性除了物质主义的倾向，就是与令人困惑的东方犹太人相联系的习惯和性格。小说家瓦塞尔曼在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外国人，极度排外，他希望德国犹太人的自我形象不应该受到依然散发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臭气的、肮脏的流浪汉的消极影响。为了被德国社会所接受，犹太人被其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服从性训练，变得特别有礼貌、令人愉快、随和，以至于和他们相处是一种快乐。彼得· 盖伊指出，为了取悦邻里的德国人，犹太人模仿的特性是所谓的友善，甚至是夸张的友善，德国人称之为“彻底的友善”。然而，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的是自卑的自我贬低。这类行为体现了社会上优等的局内人和社会上低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一种被压迫者使用的奴性的依赖方式，通过打击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他们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