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5/22页）

对条顿男女英雄的赞美，也成为了雕塑家和画家所喜欢的主题，著名的代表是卡尔· 霍普勒。他用费德斯的假名，炮制了大量的绘画作品，都是些沐浴阳光的肌肉男。这种视觉艺术接下来与受到图恩瓦特· 扬激发的大众体操协会产生了联系。德国的体操运动员成为了年轻的主要楷模；他们展示了身体的健美，颂扬着种族倾向的理念，排斥作为非德国人的犹太人。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种族倾向的和新浪漫主义的信仰，都在散布猛烈的以驱逐和灭绝为核心的反犹太主义的信息，但累积的效应是，大众歧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得到了提升。它们包括对讨价还价和不诚实的犹太人老套的文学描写，包括对犹太人更为邪恶的、妖魔化的形象塑造，在这里犹太人成为了致命的杆菌。它们包括最高雅的文化圈子，也包括奇怪的、半疯狂的小册子撰写者群体。例如，富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古斯塔夫· 弗雷塔格在《维泰尔· 伊茨格》一书中创造了否定性的、犹太金融吸血鬼文学形象——一个恬不知耻、身形丑陋、不诚实的犹太人，他企图颠覆日常生活中的德国人直率、诚实的道德品质。在威廉· 拉伯著名的小说《饥饿的牧师》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肖像。在其中，拉伯对比了一位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是如何在世界上获取成功的。德国人追求着诚实的道路，成为了一个贫穷的海边教区的牧师；同时，那个犹太人开始了肆无忌惮的、不诚实的、增加自我财富的人生历程，最终在河里淹死。然而，作为对犹太社群的小小讨好，拉伯引入了一位“优秀的犹太人”，他真诚地克服了其种族的弱点，成为了一位诚实的德国人。这种对比两种精神特性或文化特性——德国人和诚实的、犹太人和不诚实的——的文学技巧，以及相伴随的身形上的对比——金发漂亮的雅利安人和鬈发、黝黑、鹰钩鼻的犹太人，成为流行小说家和艺术家普遍的行为。根据戈登· 克雷格的估计，可能大约有2000万德国人是从低俗的垃圾小说中汲取了他们的精神养分，这些小说每周分期连载，教诲他们把犹太人视为高利贷者、下毒者、谋害儿童者和犯罪大师。

人们通常一致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犹太恐惧症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整合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其原因似乎主要是双重的：第一是1873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后的萧条；第二是东欧的犹太人持续不断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自由主义者通过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法案，它把企业投资者的债务限定为他们投资的实际数额，而非他们自己的资产。这一举措促进了风险资本家的投资洪流，并且至少暂时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繁荣。但是，因为新的投资没有管控，许多欺诈的投机分子也参与到这场疯狂扩张的狂欢当中。1873年，金融市场崩溃，许多企业倒闭，公众在寻找替罪羊。贝特尔· 斯特劳斯伯格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犹太投资者一道，成为了主要的被指控的罪犯。他被挑选出来作为更大的犹太阴谋的实例。然而，顺便被遗忘的事实是，两位国会的犹太议员拉斯克尔和班伯格反复警告商业社会，要反对导致危机的、肆无忌惮的欺诈行为。另外也被忘记的是，布雷施罗德一直与疯狂的经济推动者保持距离，并亲自介入，以阻止危机变得比现在更为糟糕，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许多犹太人和德国人一样卷入危机而破产。公众要的不是替罪羊，而是犹太人替罪羊。这是公众所能接受的东西。

事实上，在1873年的崩溃之后，政治上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几个军事上的煽动者策划了这一恐惧症。德国反犹太人事业最初的代言人之一是帝国宫廷牧师阿道夫· 施托克，他在1878年创建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控制中解救出来。施托克是一位中士的儿子，将军事和牧师的生涯结合起来。他最初服务于一个贫困的矿区，然后作为军队牧师服役于部队，最后被委派到宫廷。他见证了工人阶级生活的艰苦环境，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忠诚被迅速瓦解的可能性令他十分惊讶。由于感受到大众诉求的重要性，这位愤怒的牧师希望创造一支右翼力量，来抵御他所发现的在政治左翼那里产生的威胁。作为一位帝国宫廷的牧师，施托克享受着霍亨索伦王朝的支持，他与保守的《十字军报》的关系使他进入了舆论制造者的行列。他还以柏林城布道团团长的身份，与低层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布道团是路德教会的慈善组织，为穷人履行牧师职能。施托克的反犹太人战役是由机会主义的政治理由和个人理由而非理性信念促发的。下中产阶级受到越来越组织良好的、来自下层的工人阶级，以及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集团的威胁。因为代表在经济上被取代的下中产阶级，他把犹太人当作便利的替罪羊，让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不幸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金融丑闻负责。他还暗示“犹太人的资本”只是支持大企业的利益，而非德国的小业主。他认同小业主普遍的抱怨，他们宣称自己被大企业和银行家所毁灭。因为这些大的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中，因此所有小企业家承受的痛苦必然是由犹太人引发的。这种错误的推理中存在着充分的可信性，它对一知半解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正如汉娜· 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通常的形象具有了明确的犹太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