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4/22页）

历史学家思考了这种刺耳且非理性信仰的原因，把它们归于一系列不同的但也相关的起源，比如部族的民族主义、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例如，乔治· 摩西很久以前就认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属于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技能熟练的工匠，都深受正在出现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把各种有关鲜血和土地的部族观点和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的乌托邦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有时人们所称谓的，这一新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是现代化的反动；是由被疏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发出的反冲，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潮水的威胁。这一反冲带来各种异质的团体，比如民族主义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农民、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职业团体（没有竞争力的小店主、不被人需求的工匠、商店或者办公室的职员）、军刀铿锵作响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在民众中的拥护者。正如奥托· 格拉高后来所说，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社会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这些团体不是面对正在出现的由大城市组成的世界，面对商业企业狂热的步伐，而是企图发动堂吉诃德式的反革命，旨在夺回更为原始的、根深蒂固的、他们想象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属于前工业化的时代。他们围绕着土地和国家中的根深蒂固、社会等级，以及对受到时间尊敬的习俗和传统的遵从。根据他们的看法，犹太人体现了他们厌恶的一切：他们是城镇的居住者，并把自己当作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力量。

正如先前所显示的，这种对现代化异化效应的新浪漫主义的反抗在欧洲十分广泛，但是，正如乔治· 摩西所指出的：“德国运动的化学过程是十分不同的。”因为它的反动冲击深深地扎入民族的意识当中。在德国，种族倾向的反革命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强迫症，它的许多反革命信仰在学校、军队、青年组织、大众文学、大众娱乐中被制度化。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特别容易受到种族倾向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在精英主义的、非民主的、反犹太人偏见的框架中，年轻人之间经常发生不同文化的渗透。许多研究集中在这一顽固的反自由主义，以及它的“文化绝望政治学”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上面。这些研究显示，德国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保持了深远的保守主义特性，坚守着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这对于德国的学生来说尤其真实。法国和英国的学生强烈地认同社会平等、社会正义，以及对生活贫困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和他们不同，德国的学生倾向于成为精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学生、教授，以及一个不断增长的、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亚文化群体，忙碌于探寻他们的条顿之根，急切地思考条顿传说、神话、童话故事的意义。这些团体声称在《埃达》《尼伯龙根之歌》，以及在古代德国人晦涩的符号中发现了神秘智慧。他们从事各种神秘的艺术，企图复活古代德国的民间风俗，包括露天集会、露天剧场和自然崇拜。美术成为了这种部族自恋宣传的通行工具。

就是在这一领域，理查德· 瓦格纳辉煌的舞台创作，结合了音乐、剧场和德国人的自恋，可能在德国人的集体心理中，对强化部族民族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冲击。当然，瓦格纳的音乐对希特勒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对数百万的德国人也有某种类似的影响。他们对瓦格纳的音乐声响兴奋不已，感到被它通俗化的浪漫主义启示、对日耳曼民族优越性象征的召唤、对异教圣杯（帝国）的寻求、对骑士征服的颂扬、对胜利激越的欢呼（胜利！胜利！胜利！神圣！）高高举起。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瓦格纳和他圈子里的人都是客厅里的种族主义者和犹太恐惧症患者。大师自己写了恶毒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人》（1850），攻击犹太人在音乐中有害的影响。在其中，他谴责犹太人缺乏音乐的敏感，因为根据推测，他们缺乏对德国的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他宣称，犹太人仅仅会通过折中的、借取他人的文化模仿创造性。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公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存在希望的，除非他们不再成为犹太人，并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再成为犹太人的真正含义，或者它如何能够产生，从来没有被这位狂想性的作曲家，或者任何一个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言说清楚，因为这总是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反犹太人的偏见，而他没有准备去做这件事。令人非常好奇的是，一些瓦格纳最亲密的支持者和朋友就是犹太人，最著名的是他喜欢的钢琴家约瑟夫· 鲁宾斯坦，还有他至交、指挥家赫尔曼· 列维。他们两人都试图美化这位大师反犹太人的冲动，认为它们来自“最高贵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