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10/16页）

尽管恪守传统的人担心犹太信仰的存活，他们无疑出现了过度的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文化对犹太人发挥着有力的推进作用，以至于——正如戈舍姆· 舍勒姆所认为的那样——许多犹太人“开始给德国的历史领域投送了渴望和隐秘的目光，作为对犹太历史领域的可能的替代”。正如一些人所喜欢说的，是什么导致了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共生共存或者文化的对话。戈登· 克雷格使用了“家族相似”的类比去谈论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因为这两个集团作为略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的经验结果，分享着许多相似的价值观：强烈的家庭观念、努力工作的观念、对宗教的献身、对教育的尊重。因为现代的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的犹太人在移居西方世界时，首先遇到德国人，他们得到了明显是德国式的精神和知识的框架。犹太人把自己紧紧附着在德国的精神上，用另一个隐喻来说，他们经常成为“另一个我”，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德国人，没有能够将这两面融为一体，因为德国人从来没有让他们这样做。

这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之一：由历史的偶然事件铸造的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密切关系，在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诸多相似的对应中最具有易爆性。为了探寻德国人与犹太人密切关系和相互渗透的本质，埃里克· 卡勒一度认为这种关系是极不稳定的，因为通过和谐与不和谐的关系，它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触及最敏感的生存神经的时期，就这个意义来说，两个民族都处于致命的爱恨关系的魔咒之下。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 希埃伯格把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描绘为两个“被羡慕”和“被仇恨”的民族：

这两个民族一样没有能力使他们讨人喜爱，一样含糊不清地介于谦逊和傲慢之间，一样对世界不可或缺同时也是麻烦，一样具有侵略性，一样倾向于自我怜悯，一样被不加区别地诽谤的同时因为他们大胆的思想而被欣羡，一样拥有音乐天赋和对沉思性思想的天赋，但在一点上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不同，那就是他们对暴力的态度。这两个民族与我们的生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对于希埃伯格具有诱惑力的相似之处是历史经验的偶然结果，而非内在的倾向，在许多事例中，这些相似之处是降临在这两个民族头上历史不幸的结果。这两个民族从未在政治领域定义过它们的性格，因为它们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跨国的民族，直到最近才把自己融合到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当中。受到历史挫折的打击，他们通过培育精神而非政治的追求补偿它们身份的匮乏。一直到19世纪中叶，德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大部分全神贯注于与生存意义、人类存在和上帝的关系、世界的邪恶和痛苦、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的超越作用相关的形而上的问题。多萝西· 门德尔松的丈夫、诗人和批评家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对年轻的德国人发表演讲，他告诫他们不要“把文化浪费在世俗的低级政治的领域，而要在永恒教育的圣洁之火下，把你们内心的存在奉献给学术和艺术的神圣王国”。因此，德· 施特尔夫人把德国描绘成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这个国家1770年到1848年间第一次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躁动期，德国确实是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但这是因为当时占优势地位的封建制度很难使德国人把自己创造性的能量投入到政治的渠道当中。因此，正如犹太人在几个官方许可的领域发现了发挥能力的出口，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倾向于在“安全的”抽象思考的王国表现自己的能力。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被迫去置换生命力，将这些能量投注到相似的学术或思考的追求当中。正如前面所示，在不关心政治的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当中，犹太人遇到了共鸣的伙伴，探寻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摩西· 门德尔松和莱辛之间的友谊—— 一位代表着犹太人的启蒙运动，一位代表着德国人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德国人和犹太人文化对话的范例。莱辛最伟大的戏剧《智者纳旦》所反映的，不仅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启蒙的人道价值观方面共同对话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经验的匮乏，只是表露了它的高贵修辞。因为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和犹太人只是把新的世界概念化；他们把宗教与哲学的抽象观念投射到具体的现实上面，但又不得不将现实交给别人在政治上实施他们的抽象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