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第5/8页）

1920年春，在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团收到的一份呈文中提到了关于囚犯关押状况的事情：“安德罗尼耶夫集中营警备司令在亲自查看了营中关押的囚犯之后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愚昧无知，而且多数几乎全是农民出身的囚犯哪里都不使用他们，关押在营中什么活都不干，干消耗不够吃的口粮，因为吃不饱而生病和死亡……”^{[31]当时，类似的呈文来自各地。在强制工作营处于去留抉择困难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有特殊远见而且热衷于强制工作营事务的人物出现。北德维纳省强制工作营警备司令就是这种人物之一，1920年1月，他在呈文中写道：“此时此刻我可以大胆地说，未来强制工作营一定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帮助和益处，尤其是在营中人满、供应后者饮食和衣物的情况下。”[32]“1924年，在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似乎第一次提到，苏联惩治政策主要目标的定位应从革命的浪漫主义向国家实用主义转变的问题。与自己1921年1月8日下达的命令内容相反，捷尔任斯基否定了对罪犯进行阶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必要性”。“5年以后他的这种思想成了古拉格经济学说的基础——为了对难以到达且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的伯朝拉、奥伯多尔斯克等北方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囚犯们被派到了这些地区”。[33]}

1924年10月16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第九条规定：“每个劳改机构都应当坚决奉行通过关押在其中的囚犯劳动来弥补犯人自身的开销，但是同时不能忽视改造的目的。”^{[34]法典在明确规定劳动改造机构今后要坚决走自给自足经济道路的同时，还表明，工作重点明显由两部分构成，即通过强制劳动解决经济任务和对苏联惩治政策各项原则的实施。}

在加速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形成并发挥无限动员能力

强制劳动机构的职能从以教育为主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转变，显然还与准备宣布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向计划经济过渡、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方针，以及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主要成分的工业企业中，劳动关系发生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议指出：“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决议反映出苏联领导集体已决定走一条摒弃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样，就“彻底改变了经济思想的整个方向：从合营经济、调解阶级与劳动冲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转变到不惜任何代价、不顾居民中个别团体和阶层的抵抗，加速生产的发展，以保证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经济和军事方面更强的工业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奉行的阶级和解与合作思想被随着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提法所取代”。^[35]

随着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利用国内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问题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制劳动机构作为劳动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会被遗忘。

众所周知，苏联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但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因此如何使用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在短期内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十分难以破解的问题，换言之，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国家迫切需要劳动力。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为了保证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经济将不同世界经济接轨，以避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们就把完成生产计划和各种计划任务的主要希望寄托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上。为此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如突击手运动、接受挑战计划运动、不间断工作运动、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运动等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宣布为是完成五年计划任务、新的劳动态度和社会主义新人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看作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突击手却成了那些落后分子、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的捣乱分子——这些最初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后来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城市居民之中的落后工人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