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25/29页）

伍培英送来逼降文书

西昌位于川康高原万山环绕之中，对外几无水陆交通之可言，如果外出，虽有山蹊小径可走，但很有可能会被当地的夷人虏去当作「白夷娃子」（即奴隶之意），永远不得翻身。笔者旅居西昌三年，仅知道只有空中一线，维持着对外交通，自从重庆变色，完全就与外面绝缘，这时在这裏的人们都怨父母没有给他生就一对翅膀，既不能振翼飞去；又没学会土行孙那套神通，遁地潜蹤，大家只是愁眉苦脸，唉声歎气，从没看到有人脸上挂出丝毫笑容。

驻防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便是那时已投靠中共的刘文辉的「乘龙快婿」，当重庆未失陷之前，他在重庆已受乃岳蛊惑，命其回西昌策动，上演「阵前起义」那齣好戏。伍培英是依靠老丈人发迹的，自然一切都奉命惟谨，遵照行事。伍的师部原驻扎在西昌城隍庙，与西昌警备总部（原为西昌行辕）及总司令贺国光^{[8]将军官邸的望远室，都佔在一条平行线上。}

伍啣乃岳之命，赶回西昌，即与心腹人等，昼夜商议所谓「起义」事宜。那时他惟一感觉苦恼的，是他历来都受警备总部的节制，他对于警备总司令贺国光也有三分惧怯，加以师部在西昌城内的兵力还不满两团人，号称精锐的另一团，早经奉令出驻富林剿匪，临时调动深感困难，故一直延迟至十二月九日，伍培英的酝酿叛变，犹未成熟而不敢动手。

是时他因获知云南的卢汉已于九日继川康之后宣布投共，使他更觉心痒难熬，终于不顾一切，于十二月十日他对贺国光致送了一个最后通牒，要贺氏接受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否则便要不客气了。

那时西昌警备总部本身所掌握的实力，仅有贺氏贴身一个警卫营，虽然在西南局势吃紧时，準备扩充为警卫团的，但在渝领到兵员和枪械后，不幸重庆成都即相继失守，人马都搁在中途路上，动弹不得。若论当时的实力，是无法与伍培英相抗的。

自从这个炸弹消息传开之后，警备总部的人员，因为看到伍培英的哀的美敦书，措词异常横蛮无礼，不免在紧张中又带着愤怒，而又苦于无法应付。这一天，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们也都显着惊惶的神色，在惊惶中也带着怨愤，对我们投以轻蔑的一瞥。

议论未定叛军蠢动

在这个暴风雨将临的前夕，似乎整个西昌城都充满了悲惨的景象。记得那一天虽是个大晴天，但太阳似乎也失去了热力。日落黄昏时，贺国光公馆远望室平时静静的会议厅裏，却挤满了人群，原来是贺氏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祸变，特召集总部全体中上级职员，在极机密中举行最后一次决策会议。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贺老总宣读伍培英送来的逼降文书，接着又摆明双方兵员部署和实力的对比，并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应付危机。

跟着即有人站起来激昂慷慨的侃侃陈词，主张宁为玉碎的起而抵抗；也有一二人主张走政治路线，马上派员和伍培英讨价还价，万一无效，再谋抵抗不迟；也有人垂头丧气，呆在旁边一声不响。此时会议室裏七嘴八舌，你争我辩，一连串的冗长讨论，不知不觉会议由六时开到了九时，依然发言盈庭，莫衷一是。贺氏坐在主席位置上，不断地抽着他历来所吸的那种国产雪茄，有时很用心倾听他人发言，有时显着欲听不听的神气，有时又在拍纸簿上振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这时，忽然从会议室外闯进一位便衣人员，向贺氏附耳低声报告了几句，贺氏聚精会神地听着，却不住点头。

大家正在猜忖之际，贺氏立刻便将这个情报公开了，原来是：伍培英部都已接奉密令，决定在本晚三更造饭，五更出发，一切正作急行军準备中，决心要把我们澈底解决。此际时间是最无情的，显然敌人「刀已出鞘，箭也上弦」，我们这边还在作筑舍道旁之谋，头脑稍为宁静的人，都为之捏一把汗，担心这会议再僵下去，难免不蹈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覆辙！

贺国光击桌下令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