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8/39页）

副总统竞选开始后数日，我去梁寒操家，又谈到此事。我说：「李宗仁可能当选。」他全声否定道：「讲人望，孙先生比李宗仁好；讲小组织，总裁的比李宗仁的强；讲威信，总裁的权威比李宗仁大好多倍；讲利诱，总裁有全国的财富，可以给人高官厚禄，李宗仁只有广西和安徽两省，只能给人小官小钱。孙先生得到总裁的全力支持，李宗仁怎能和他竞争？」我对谁当选副总统，原无兴趣，没有和他多谈。

孙科在抗战后期，曾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除了不时发表演说而外，还发行一份期刊，名《民主世界》。当时，许多不满现状、渴望改革的同志都对他满怀期望，尤以青年团的同志最为热烈。他每次到团部演讲，都是掌声如雷，历久才停。倘若他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他竞选副总统，必能易如反掌。只惜为时不久，尤其是胜利复员后，他升任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政府副主席，蒋校长又拨鉅款为他在陵园建造一座号称东南亚第一的华美住宅，他即似乎志得意满，不再出声，竟将他过去数年的主张，忘得一乾二净，大家对他，也就大失所望。虽然如此，假设蒋校长在决定以孙科为副总统后，召集党内各方面的同志，至少是青年团和CC的干部，举行一次恳谈，要大家合力助孙，并允作少许改革，也许仍可挽回。但他却将此事完全委之于立夫先生。立夫先生似乎也以为可以独建奇功而邀专宠，竟在蒋校长之前，完全承担下来。在此之下，选孙即等于帮助立夫先生，此时青年团的许多同志，正感到党团合併后，深受CC的压迫，满腔忿气，无处可诉，也就转而助李。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助李，并非对李有何信仰，也非对蒋校长不忠诚，而乃是藉此来破坏立夫先生在蒋校长前的信用。另有一些很天真的代表则认为投李可以促进蒋校长的醒悟，及早实行改革。他们说是让蒋校长「带箭立功」。有一次，中央团部约集与青年团有关的代表茶会时，有一个代表就公开如此说。贺衷寒虽力指其谬，但亦无可如何。其他方面，也复如是。例如北平警官学校的校长原是军统的重要干部，但后来也变成了李宗仁的拥护者，据说乃因在内部受了排挤，向蒋校长投诉亦置之不理，故忿而投李。总之，李宗仁就是得助于蒋校长属下的这些矛盾因素，并不是他的人望较好或用钱较多。

我当时对副总统的选举，觉得不值得介入，乃置身事外。孙科宴请贵州国大代表时，有一从未谋面、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代表说：「我们贵州的国大代表都很信仰黄宇人先生；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无不遵办。」孙科信以为真，立即要立法委员陈逸凡来请我为他助选。我推说：「贵州的国大代表只有一个和我有点关係，但尚未来到；其他的人，CC都说是属他们的。我不敢误孙先生的大事，最好还是去找陈立夫。」次日，程思远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也来找我，我亦以同样的话拒之。选举竞争最激烈时，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称说有人妨碍选举自由。程潜、于右任继之。孙科不愿独自一人竞选，亦宣布退出。我以为蒋校长必将接受他们的退出，另提一位他们三方面都可接受者如居正、吴忠信等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哪知道他仍劝促他们三人继续竞选，据说是立夫先生向他保证必能将孙科选出。直到最后三四日，蒋校长发现立失先生的保证不可全信，才临时吩咐贺衷寒，袁守谦为程潜助选；并说，他此时已了解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要程潜才能战胜李。还拨一笔鉅款交贺袁使用。贺袁与程原无政治关係，只以同为湘人，蒋校长既有此意，也就乐于为之。但隔了两天，蒋校长又把他们两人叫去，要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选票，拨归孙科。他们虽然当面唯唯，贺衷寒背后却愤慨蒋校长不把他们当人。

李宗仁当选之日，我正要去中央党部。一时兴起，取道从前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路，由鼓楼南循富厚冈漫步而去，经过一间外表陈旧的住宅，大门是开着的，有很多人站在院内。程思远看我在门前走过，立即将我唤住。他说：「德邻先生当选了，请进来坐坐。」李宗仁看我，也出来招呼。过去，我只知李宗仁住在城南大方巷白崇禧家，不知他在城北尚有住宅。在此情形之下，我不便过门不入，只得进去。谈不上三句话，立夫先生即来向他道贺，有新闻记者请他们两人拍照，我便走开。不料中统竟向蒋校长诬报我为李宗仁助选；并说李当选后，我第一个去道贺。我当然不会怀疑中统如此对我，乃是奉立夫先生之命行事；但立夫先生决不会不知道的。他知而不予制止，其为有意纵容，已极显然。张道藩和谷正纲在审查贵州的立委和国大代表提名时，不顾「大团结」时的协议，存心偏坦贵州的CC，处处与我为敌，已经令我忍无可忍；此时再加上中统向蒋校长对我作出这种很恶毒的歪曲报导，我也就逐渐走向反对立夫先生的道路而不能自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