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5/39页）

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

以上分四点分析选举的纠纷，足可显示过早行宪的弊端，于是共匪振振有词攻击我们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友党为名额与我们闹意见，党内分裂，不能精诚团结，尤其是军中特别党部为了办选举，对剿匪军事不能不分了心，不能一鼓作气攻击共匪，而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中央不能使孙科当选固然难堪，李德邻、程潜等以中央不贯彻自由竞选原则，亦不无芥蒂，这些都是行宪后选举引出来的毛病。

问：健公在胜利后主张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眼光远大，请问健公除了向蒋委员长建议外，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主张？有没有与健公意见相同的大员？

答：关于「先剿匪而后整军」的主张，我曾在南京召集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发表过。那时陈参谋总长要我上去讲话，我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军，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全体鼓掌。委员长当场对我说：「这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你这样讲与政策违背。」我说：「我是国防部长，管政策的，我不同意这个政策。」事实上政府不要游击部队，不要伪满军，整军时把两千多将领都裁了，我都不同意；把各军炮兵集中处理，我是国防部部长，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关行宪一点，有张继和我意见相同。

我不敢说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就国泰民安，但情形一定不一样。整了军，游杂部众都投了共，被裁的没战志，即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至于行宪的缺点，那我讲了多少次了，剿匪军事的停顿、内部意见的分歧，都不必赘述；而就行宪本身来说，一开始代表的选举就不能完全照宪法所规定的实行，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打仗时是做不到的，颁布了许多临时条款，什么戒严法、动员戡乱时期总动员法、动员戡乱时期紧急处置条款，这些既与宪法有冲突的地方，何不在未到行宪时机之前不行宪？为什么要背起行宪的名，再做违背宪法的事实？

兵荒马乱遽行大选

黄宇人^[2]

拥护蒋校长不做总统的错觉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行宪的首届国民大会开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候选人的提名问题。蒋校长宣称无意做总统，主张「由国民党推举一位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并提出三项人选标準：（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间有声望者；（三）爱国家者（大意如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指的是胡适，还盛传他曾要王世杰徵求胡的同意，胡已首肯。在全会发言的中委，仍主张应推蒋校长为总统候选人。蒋校长颇表不耐，指责大家不了解他的意思，指定由中常委再加审查。当晚，审查会开会，贺衷寒、袁守谦及其他与青年团有关的中常委，都主张接受蒋校长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及其他与CC有关的常委则拥护蒋校长做总统。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他似乎认为国大代表除了蒋校长而外，决不会再选第二个人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只有戴季陶发言，其余的都守口如瓶。我的本意，原希望蒋校长做总统，而以胡适为行政院长，遵守宪法规定，对立法院负责，以期奠立宪政的初基；但从各种迹象看去，蒋决不愿放弃行政实权。他所谓不做总统，就是準备做行政院长之意。我觉得他既不愿意放弃行政权力，为了不愿见他以总统身份来干预行政权力，破坏宪法体制，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让他不做总统而做行政院院长也好。因此，我也主张全会应接受蒋校长的意见，推一位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我起立请求发言时，坐在前排的戴季陶也请求发言。主席孙科告以我起立在先，戴四头望我，我请他先发言。他转弯抹角的说了很久，暗示蒋并非不愿做总统。我继起发言时，列举四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