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8/29页）

克劳塞维茨若非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孤注一掷，也不会走上这条颠覆性的道路；他选择了这条路，就开始了思想的离经叛道，进而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1806年的惨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对普鲁士国家的信念，然而，他自小被灌输的团文化价值观并未受到影响。他对于战争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它是一种召唤；军人，特别是军官，以自己的行为在战斗中逆天性而动。天性要人逃离危险、贪生怕死、只顾自己；天性使人像哥萨克人一般行事——要不要作战全看自己的兴致，如果对自己合适，可以在战场上就做起买卖来；这是“实际的战争”最恶劣的表现。另一方面，绝对服从、勇往直前、自我牺牲、荣誉至上这些团文化的理想若能得到充分实现，就离克劳塞维茨心目中职业军人应为之奋斗的“真正的战争”不远了。

如迈克尔·霍华德所指出的，“实际战争”和“真正战争”之分并非由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在19世纪早期即已在普鲁士军队中流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与当时在普鲁士的大学和文化生活中风行一时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没有正式学习过哲学，“他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参加为大众举办的关于逻辑和道德的讲座，阅读相关的非专业书籍和文章，从周围的文化环境中汲取二手和三手的思想主张”。那个文化环境帮助形成了克劳塞维茨以实际战争和真正战争的二元论为基础的军事理论，也为他提供了向别人宣传此一理论的最有效的语言、论点和方式。

1813年，克劳塞维茨身穿俄国军服回到普鲁士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再要当普鲁士的军人已经不可能了，但他仍然是热诚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他想为祖国的军队设计一套能保证将来获胜的战争理论，但他的祖国却并未表示出像法国那样进行巨大内部变革的意愿，而法国正是因为经过了那样的变革才战无不胜。克劳塞维茨自己也不想普鲁士做出那样的变革。他蔑视法国人，认为他们民族素质低下，比不上普鲁士人——法国人狡诈油滑，普鲁士人却诚实高尚。他从小受到的忠君教育和军队文化的熏陶也对他影响至深，所以他不想看到革命的理想传入普鲁士王国。尽管如此，理智告诉他，法军是靠革命热情赢得胜利的。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政治就是一切；而在普鲁士，即使在拿破仑战败后，政治也基本上只是国王的心血来潮。因此，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能在没有革命掀起的政治热情的情况下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队那样作战？如何能不要共和国，仍能动员起民众积极参战？克劳塞维茨亟须找到适当的辞令来说服普鲁士的军队，使其认识到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越接近“真正的战争”，就越能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实际的战争”的种种不足、它与“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差距，这些应该视为战略对政治现实做出的让步。这样，就可以放心地使普鲁士士兵处于政治上天真未凿的状态，但区别在于从今往后，他们作战时将会如政治的火焰在血管中喷发般勇猛无畏。

从某个意义上说，克劳塞维茨对他所面对的这个军事难题找到的解决办法与几年后马克思对他所面对的政治难题的解决办法大同小异。他们两人都是在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过马克思接受了哲学思辨的训练，而克劳塞维茨却没有。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克劳塞维茨一直深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其中最欣赏他的就是列宁。原因显而易见。辩证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克劳塞维茨则使用辩证的方法推理说，在战争中，越坏越好，因为越坏就越接近“真正”的，而不是“实际”的战争。马克思后来也说越坏越好，政治中的最坏是阶级斗争的顶点——革命，它将推翻空虚的“实际”政治，迎来无产阶级胜利的“真正”社会。

马克思提出自己理论的动机与克劳塞维茨的不同。马克思更加大胆无羁，克劳塞维茨却仍抱着自己作为体制内一分子的身份不放。他希望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或总参谋长，结果未能如愿，他对获得的历次升迁和各种荣誉欣然接受；马克思则是甘于做体制外的人。流放、贫穷、普鲁士国家的诅咒，这些只能使他越战越勇。置身于体制外更加强了马克思的力量，而克劳塞维茨却认为，只有留在体制内才能改变它。不过，在思辨上，他们二人之间同多于异，因为他们都需要克服同样的困难，需要说服各自的听众接受为人所强烈抵触的观点。马克思主张革命，但社会中的进步分子对革命已完全幻灭，他们记得法国大革命和1830年的革命俱已失败，他们还将看到1848年的革命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无论是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他们到处都受压制。克劳塞维茨则鼓吹一种革命性的战争理念，努力把战争刻画为政治活动，但他想要说服的阶层却视政治为洪水猛兽。两人最终都找到了克服自己听众的思想抵触，争取他们的办法。马克思想出了一套他所称之的科学历史规律，用它向进步人士表明，无产阶级胜利不仅有希望实现，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实现。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个理论，把团级军官尽忠职守，甚至不惜死在炮火之下的价值观上升到了政治理念的高度，从而使他不必更加深入地阐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