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第27/40页）

于役者最苦其远，已见第五节。兵亦役之一，读《盐铁论·备胡》、《执务》、《繇役》诸篇可知。为免人民之困，于是乎有谪发。谪发缘起，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以击匈奴。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晃错所言秦法也。较晃错所言，多一亡命，盖错言之不具，贰师再伐大宛，亦发天下七科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谓之有罪，盖特以免扰累。错又言秦有闾左之戍，《伍被传》亦有其文，案陈胜即其事。胜之令其徒属曰：“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见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汉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间。《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十年，陈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然仍征兵于诸侯。其赦死罪，盖亦如楚令适卒分守成皋，见《郦生传》。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为皇大子卫，已见前。高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恒发郡国兵。武帝建元三年，救东瓯，尚遣严助持节发会稽兵。及元朔六年，大将军再出塞，诏言“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盖用谪发始多。其后元鼎五年平南越，元封二年定朝鲜，六年击昆明，大初元年征大宛，四年伐匈奴，天汉元年屯五原，无不以谪发者。昭帝元凤元年，击武都氏，四年屯辽东，宣帝神爵元年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冢勇。见《汉书·食货志》及本传。皆因用兵多且数，不欲烦扰农民故也。汉自武、宣以后，不甚劳民之事，转有发卒为之者。如甘露三年单于入朝，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后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之出鸡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战者，往往致败。如王莽发巴、蜀、犍为吏士击益州，巴、蜀骚动；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巴、蜀、犍为吏以击之，骚扰弥甚；即其一证。《汉书·萧望之传》：张敞以羌叛，欲令陇西、安定等八部赎，令罪人出财以诛之，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此谪发代征调而兴之理也。就一时言之，自亦未尝无益，然久之则民不习于兵矣。用奴隶者：章邯以人奴产子距楚，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汉诬淮阴侯欲诈赦诸官徒奴。贡禹欲免诸官奴婢，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为猪突豕勇。后汉时有所谓家兵者，见《后汉书·朱俊传》、《袁绍传》、《三国志·曹洪传》、《吕虔传》。《后书注》曰“家兵，僮仆之属”也。用异族者：赵破奴用属国骑击姑师。李广利击大宛，亦发属国六千骑。皆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李广利传》同。范明友击益州用羌。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诏。宣帝时击羌用婼羌、月氏。见《赵充国传》。元帝时平羌用呼速累嗕种。见《冯奉世传》。而乌桓处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后汉南匈奴既降，列置诸王，为郡县侦罗耳目，其规模尤广。偏隅用兵，后汉亦多用异族者：如建武十九年，刘尚发广汉、犍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击益州；建初元年，肃宗募发越巂永昌夷、汉讨哀牢皆见《后汉书·西南夷传》是也。戍边亦多用系囚，赦其罪，令与妻子俱往占着。明帝永平八年、十六年、十七年，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安帝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五年，冲帝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皆有是诏。其调发郡国兵者：建武二十三年，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讨南蛮，马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讨交阯；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反，明年，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讨之：皆见《后汉书·南蛮传》。元初五年，代郡鲜卑入塞，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鲜卑传》。乃罕有之事矣。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