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第7/11页）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希望与复古派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对决，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在上海时他曾进过剧团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和他一样，也是个大炮筒子性格；曾经骂“桐城巨子”和“选学名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由于两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里一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一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一驳斥。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一起演一出双簧戏。这出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关于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认为：“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这样的评价，就未免过誉了。

发奋读成“国家博士”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一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对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扮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都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官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贺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官费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风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一个仅靠官费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实属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个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时，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穷且益坚，刘半农出国时本来准备研究文学和语言学的，到了国外才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忙把文学舍去，专攻语言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决定专攻实验语音学。出国前，刘半农有一个宏大理想，希望从理论上弄清从齐梁以来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原理。此前国人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决心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巴黎的名胜古迹，他无暇顾及，塞纳河风光他无意欣赏，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巴黎图书馆里。业余时间，他还得给国内杂志翻译写稿，挣钱养家。他的《扬鞭集》、《瓦釜集》中许多作品都写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