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彷徨（第5/7页）

即实际信奉伊斯兰者，亦分为“虔诚之伊斯兰教徒”（santri）及“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abangan）。前者人数少（实际人数无法获知，因此种区分无从客观之划界），而维持高姿态（high profile）,易于鼓动群众。尤以轮船通行以来，每年往麦加朝圣者数万人。每一朝圣后，被人尊为“浩知”（Hajji），此字为姓名前之头衔，因之终身受人尊敬，爪哇之本地商人及大地主多为浩知。他们亦多以反基督教之名义排华，因华裔富商多为基督徒。

苏加诺及苏哈托均为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他们不能忽视伊斯兰所发动之群众力量，却又不愿视伊斯兰领袖以宗教渗入政治，一则分裂全国，一则为行政之掣肘。（苏哈托除与华裔富商接近外，其政府中之经济专家亦常多基督徒。但彼亦已于1991年往麦加朝圣成为浩知。）

无疑的，伊斯兰在现况之下不加改革足为印度尼西亚现代化之累。

有些伊斯兰教教徒歧视银行放贷生利，有如上述。殊不知现代经济之首一要诀，即为负债经营，除非资本广泛的流通，很多企业无法创始，而国家经济体系之中亦产生多数罅隙，上下前后左右不能结合为一体。此正是今日印尼厄运之所由来。

一夫多妻制亦是社会中层脆弱一大主因。赖保罗书中有此一段：

直到后来我才获悉马利门是他父亲住在同一村庄里分居的两个家庭中十七个儿女之一。又直到后来当我旅行的时候，才发觉伊斯兰教之重婚与简易之离婚手续不仅是男人的色情关系。这“制度”损坏了家庭，它产生了一个半是孤儿的社会。一个家庭被父亲抛弃，他又再去另创第二个和第三个。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产生〕的故事。

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不说，在经济上这种做法也可以使一个坚实的中层社会无法产生。伊斯兰法律着重重婚男子对各房妻室同等赡养同样遗传，如此稍有能力聚集资本之家庭亦迅速的成为贫户。伊斯兰教徒以其社会中之平等观念自豪，并且嫉视西方性道德之泛滥。但是其本身之平等取自低水准之平等，并且又将维持性禁忌之责任大部推放于女子肩上。

我们说伊斯兰之发展于印度尼西亚乃是地缘政治之错安排，乃因伊斯兰教教条着重单一雷同，商业只通有无，不注重寻觅机缘投资制造，及个人无限制的累积资本。每日匍匐向麦加祈祷五次易行于骆驼商队。这一切在亚洲腹地北非之干旱地带接近沙漠地区行之有效，处于印尼地形复杂物产丰饶，尤以这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发展而现代化之际实自相掣肘。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重大分歧在于伊斯兰不承认三位一体（trinity），否定耶稣为人舍身赎罪有神灵力量。但后者因此构成良心上之事各人自身做主，尤以宗教改革后自此脱离僧侣羁绊而尤然。伊斯兰教教徒今日尚承袭于教师（mullah）之下，以外在之纪律为依归。彼等之墨守成规势态必然也。

我们看来：新时代之伊斯兰教徒亟应通过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阶段。尤以今日教育普遍，识字率增高，时机业已成熟。穆罕默德虽否定耶稣为神，但《可兰经》内仍有“定命论”之段落足为良心上各人自主之根据：

〔注〕如果安拉（上帝）准备启发某人，他开放他的心胸；使他接受伊斯兰。他如果有心让他挫败，他可以使他的心胸又窄又小，使他有如平步登天一般的困难。这样安拉对不皈依受教的予以天罚。（六·一二二）

经中又迭有“安拉仁慈，正义之人必受到宽恕”或类似辞语的慰藉，所以纵放弃沙漠战争之成规，亦无损于《可兰经》之一神论。只是过去伊斯兰领袖提倡不顾历来高僧讲释，直接研读《可兰经》，犹且引起无数纠纷。事关宗教，又非外人所宜置喙。

叙述至此，作者与读者当共体会今日中国处境之艰难。无辜华裔被害固然不当缄默。然则过度伸张又可能被指摘为干涉他国内政，徒予人以口实，于事无补，或更增加华裔之困窘。所以中共政府只对近事作极温和之谴责，因彼邦财政困难仍支援接济。我们尚需注意中国境内尚有数以千万计之伊斯兰教国民，而西方倡导“文明冲突说”者且在预言“儒教国家”将与伊斯兰同流，与西方各国作战。国际关系间之敌意与误解易结难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