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赋（一）税收结构（第7/30页）

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推进所需要的改革，简化赋税征收的努力，就只有落到地方官员，通常是知府和知县的头上。他们改革的范围必然很狭窄，他们的努力也不能互相协调一致。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官员只有三年的任期。由于“回避法”〔33〕，他们通常被委派到很远的地方。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即“风土不谙，语音不晓”〔34〕。当一个官员熟悉他自己辖区内的具体事务时，他的任期也就快要结束了。

在进行地方税收改革方面，地方官员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要受到长期的阻挠，会遭受挫折。1547年，浙江会稽县知县试图将该地区64种税则合并为三大类。他的建议被送到了其顶头上司绍兴知府那里。知府征询自己的佐贰——官粮通判的意见，讨论推行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它对本府管理及公共舆论可能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知府特别指出，任何重新将税收归类的行为，都只能局限于附加税和加耗，由于基本税额实际上是一种“成宪”，因而要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个计划又被送到代表布政使的分守道长官那里。在他的指示下，一纸公告送到了府县衙门，要求“各乡耆旧”发表自己的意见。该地区有影响的人被单独召见并征询意见。由于会稽也是一个盐场，从灶户那里征收的田粮已经成为当地盐政收入的一部分，故而也需要征得帝国巡盐御史的许可。新的税收法令上呈后，经由省级行政机关和巡抚获得最后的支持。当地的税率后来确实被分成了三大类，但每一类都有如此多的例外，例外之外还有例外，因此很难说还存在多少种类〔35〕。结果，这个最初的建议实际上大打折扣。

地方改革的主要阻力，可能都是来自于当地乡绅。他们是致仕的官员或有功名的人士，享有一定的赋役优免。在理论上，这种特权只适用于他们自身及其家人，并且要依据复杂的则例。通常，他们利用现存税收方法的漏洞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因而，任何税收改革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一旦不满，他们就会故意拖欠不交赋税，或者通过有影响的人物向地方官员施加压力。有时，他们向上级官府寻求仲裁。这些手段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向上级官府呼吁的正式合法手段，被称为“吁请”，但实际上是以民事诉讼方式来反对地方官。会稽县知县杨节，在1572年记录了该地区的5个案例（其中之一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有一个案例是当地有影响的地主向上级官府吁请，以否定知县的税收法令。杨只是简单地把这些例子称为“争讼”。至少在一个例子中，知县的决定被推翻，另一个例子则引起了北京的关注〔36〕。

税收立法遭到地方强烈反对的最有名的知县是东阿知县白栋，1574年，他在山东东阿任职。白栋在当地推行一条鞭法，每地一亩，征银0.011两，外加差银0.0092两，丁一人，征银0.13两。这个比例，在中国北方并不能算太低，但手续相当简单。“行之一年，逃移自首归业者一万一千余家”，白的成绩甚至得到了张居正的认可，但由于地方不满，他被一位监察御史弹劾，而且直到张居正亲自过问之后，案子才得以了结〔37〕。

明代后期，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推行税收改革之前都会求得当地精英集团的认可与赞同，这样的改革将较为稳妥。大约在1609年，山东汶上县知县在县志中写道：通过观察，他解释了当地赋税文册的不合理性，“乃荐绅先生各执所见，弗思润泽，纷纷之议，几聚讼矣”〔38〕。当然，尽责的地方官员并没有向豪绅屈服，而是进行顽强的反击。然而，这种英雄主义行为很少会受到奖励，反而常常是要求这样一些尽责的地方官员有相当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民众心目中的理想官员，是他能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管理。因而可以理解，许多地方官员无意进行革新，放任自流成了保护自己和官运亨通的最好策略〔39〕。

因此，税收结构的复杂性是多种不同原因的产物。水稻耕种的方式，货币体系的特性，税制原则的差异，地方政府制定法律必须符合中央法规，没有运用银行手段来管理公共资金，某些临时性调整却成为定例，中央政府不能进行普遍性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有限，地方官员不能自由采取行动，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税收结构的复杂。明代的田赋，在折衷了如此多的矛盾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体制问题，它必须同时也被视为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