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赋（一）税收结构（第4/30页）

然而，我们却不难想像，当这个复杂的税收结构在16世纪的农业社会中，被人员不足的地方官府管理时的真实情形。明代文人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殷实大户逃避税收以及乡村收税人、吏胥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记载，他们对这些行为深恶痛绝。这些不法行为有各种形式，并采取了不同的手法，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税收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是因为税率过高，也不是因为税收立法缺乏平等性的条款，恰恰相反，这些容易受到反对的特征很少存在。这个体制的缺陷在于税收明细表的复杂性，即使县志也不能将它们全部列举出来。税率可以多达小数点以后的12—14位数字，这是很荒唐的，在明代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大约在同时代，面对同样的荒唐情况，南直隶松江府的府志编纂者写道：“银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堕入奸人云雾中”〔15〕。然而，明代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根本性改革。第一个取消小数点后5位数字的帝国法令是在1685年由清朝的康熙皇帝签署的〔16〕。即便如此，复杂的数字依然在清朝的账目上又保留了50年。正如所观察到的那样，顺德县也开始采用小数点后不多于4位数的税率。小数点后位数的增加，既不能因县志编纂者的呼吁而停止，也不可能因皇帝的法令而消失。因为，它是基本税收结构多样性、复杂性的直接后果。

复杂性的原因

在16世纪晚期那些正在施行的税收方式中，顺德县的税收方式绝不是最复杂的，当然它也不是最简单的。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税制方面的特殊问题，所以不可能引用一个典型的个案。但绝大多数复杂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结果可能不同，但起因却都是相似的。顺德县的税收管理，已经被描述得相当清晰，因为它的县志已经通过更多的解释方式，逐步得出了征税的比率。

在导致税收结构诸多复杂因素中，农耕方式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种植水稻，尤其是涉及到梯田种植时，它对田主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耕地的分割。对不同坡度的稻田进行的灌溉，因地貌不同而显得更加复杂，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作。何良俊曾认为，在他的家乡，属于南直隶的华亭县，一对夫妇只能耕田5亩至25亩，这种情况在许多南方省份中肯定也适用〔17〕。这导致了将耕地分成很多小块，有时甚至考虑不到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何良俊还进一步证实，一个民户可能拥有二十块分散于各处的小块土地，而这些小块土地的总税额，则在0.1—0.2两白银之间变动〔18〕。

大约在1525年，浙江省嘉善县的每个里的纳税面积，被记载为“不下3000亩”〔19〕。当它与110个纳税户相除时，意味着平均每户拥有的土地，包括山地和池塘，接近于30亩，或者说略少于5英亩。当时，一些小块的土地被进一步分成更小部分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有时，为了出售或典当，甚至有将一亩土地分成很多块的情况。傅衣凌最有揭示性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实际的例子。在福建省永安县的小村庄里，发现了这种自16世纪以来，小块土地因出售、典当协议及家庭契约而产权变动的情况〔20〕。傅衣凌所举的例子很小，因为他所用材料的类型，肯定是非常少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传统史家视为可信的资料。韦庆远引用的1644年南直隶祁门县一户的清册供单，也有相似的意味。这个纳税户，总共有不少于32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分散于4个不同村庄的8块土地〔21〕。事实上，此类记载能不时被发现，表明了在明代后期，地主在各地拥有小范围的田产，绝不罕见。对耕地产权的分割，还可以从1566年版的南直隶《徽州府志》及1572年版的浙江《会稽志》得到进一步证实〔22〕。

这种局面对税收管理形成了一个双重问题。税收法规必须同时应付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少量的中等田主和大田主。为了照顾到小的纳税户，税率不得不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回旋余地受到限制，而且增加附加税也必须非常谨慎。原则上，大土地所有者承应重役，但田土产权分布的零星性，又使得富户很容易以不同名字分开登记不同土地，以此方式来逃避过重的支出。顺德县的税收方法显示出突破此两难局面的尝试，它抛开了分等级的“丁”并让所有的壮年男子按统一的标准纳税，通过采用抽象的“丁”和将十余项附加税附在基本税额之上的方式进行征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平均税收负担。如果中等田主和大地主的所有地产合并到一起，绝大多数复杂性无疑会被消除。如果那样的话，较重的税率就能直接加征到这些富户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