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赋（一）税收结构（第26/30页）

例如，1548年，广东顺德县将此项征收转变成人头税来征收。该县仅登记了26011个丁，却是按照41656口来征收。这项收入全年也不过717两白银。这项税收的另外一个奇怪之处是，官吏并随宦不仅不享受优免，反而被要求纳以双倍〔206〕。许多其他州县也发现此项收入总额实在太少，甚至不足以维持麻烦的征收工作。例如山东聊城县，此项税收仅为66两白银，因而没有将其单列，而是摊入到田赋之中〔207〕。

其他同样摊入田赋的税收，包括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渔课，甚至还有一些商税（见第六章）。这些项目的绝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南宋时期，当时称为“经制钱”〔208〕。明朝确立了这些税收项目，但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在王朝的早期，这些项目的份额已经被固定到宝钞“贯”上。当宝钞失败后，合理的解决办法将是要么调整份额，要么全部取消。由于这两种方式都没有被采纳，惟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将它们摊入田赋之中。表5显示了他们的额度是如何折成白银的〔209〕。

表5　1571年湖广永州府的渔课和商税定额

县	渔课（两）	商税总额（两）
零陵	32.87	未注明
祁阳	12.83	22.00
东安	5.54	3.09
道州	8.10	2.77
宁远	4.98	8.00
永明	1.78	19.54
江华	3.57	4.97
总计	69.67	60.37

因为有几项收入本应该与田赋相结合，但实际上却是以其他的名义征收，因而有时会采取相反的办法。“荡价”的字面意思是“湿地的支付（marsh-land payment）”，即是其中之一。在王朝早期阶段，将沿海地区的土地集体分给灶户，称之做“草场荡地”，这些保留地为制盐生产提供燃料。到15世纪早期，一些灶户已经离开海边，并将这些草地和相邻的土地开垦为稻田，而它们仍然能享受税收优免。这些土地逐渐地变得肥沃起来，以至于官府最终决定向其征收田赋，而不是要求纳盐。但由于每个县的田赋额和每个盐场的收入已经固定下来，这项专门的收入就没有并入正赋，而是交给了盐务管理部门，以弥补盐课的不足〔210〕。例如，1566年，南直隶的上海县，其账目上明列向盐务管理部门补纳盐课银4647两〔211〕。对这部分田主的徭役估算，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性问题〔212〕。作为食盐生产者，他们享有徭役优免，但作为真正的田主，他们必须承担此项税收负担。这些复杂性也同样影响了财产转移的登记和税率的调整。在浙江和南直隶明显地发现，“荡价”对于田赋而言，是一个变量。其他的变量还包括马差（第三章第二节）、官米和芦课（第六章第二节）。

注 释

〔1〕《顺德县志》3/1。

〔2〕《明史》45/507；《顺德县志》3/6—8。

〔3〕同上，3/9。

〔4〕《顺德县志》3/15。

〔5〕《明史》223/2574；张萱《西园闻见录》32/9；焦竑《献征录》59/95；《世宗实录》页8181—8182；《顺德县志》3/23—24。

〔6〕同上，3/24。

〔7〕同上，3/26—27。

〔8〕同上，3/19—21。

〔9〕同上，3/31—32。

〔10〕同上，3/30—31。

〔11〕同上，3/21。

〔12〕同上，3/15。

〔13〕同上，3/19。

〔14〕周玄暐《泾林续纪》47。周也发现，此地区的粮价可能是最低的。

〔15〕《天下郡国利病书》6/65。

〔16〕张其昀等《清史》Ⅱ，页1464。

〔17〕何良俊《四友斋》3/179。

〔18〕同上，3/190。

〔19〕《西园闻见录》32/24。

〔20〕傅衣凌《农村社会》，发生于清初的例子也包括在其中。

〔21〕韦庆远《黄册制度》，清册供单图见该书附图二（计四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