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4/10页）

为了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设立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一律充军。人们必须困守田园，不许四处游荡。“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游民），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者，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在朱家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他借屡兴大狱之机，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豪门巨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动大手术，通过蛮不讲理的屠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为简化，在庞大的自耕农基础上建立了原始的、平面的、效率低下的官僚网，方便于他用僵化的制度去束缚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以求天下永远太平，不出一点乱子。

在这个基础上，他颁布了《大明律》，颁布了《大明礼令》，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颁布了《皇明祖训》。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而且都是以朱元璋特有的“碎嘴婆婆”的方式，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他甚至费尽心思为老百姓制定衣服服色、房屋样式，为此多次颁诏。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诏令礼部禁止庶人穿靴，因为庶人靴子在样式上模仿官靴。“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琐碎得可笑的东西当时都是朱元璋用来明确社会角色，严格阶级区分的国家法律，谁要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绝对玩笑不得。小农式的自然经济，狭隘的家族群居方式，使得朱元璋眼里的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天圆地方，日月循环。朱元璋的初衷，就是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无所不包的永远不变的运行模式，让大明社会在这个模式里永远平平安安地运转下去，使得老朱家的家业永远传下去。

时光迤迤逦逦，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多数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超前低效率的社会。结果，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孤庄村的放牛娃里，朱元璋是个孩子王。他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

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版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作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同声喊万岁。

这些游戏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抹上了一点亮色，在游戏中模拟帝王给他带来了虚幻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人，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