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2/10页）

《明史·太祖本纪》对他的赞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祖本纪·赞》中说：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根据这些说法，朱元璋这个有史以来出身最低贱的君主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把中国社会治理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历史的恶作剧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又隔了三百年，当我们站在现在的历史进程中回望时，朱元璋这个按传统标准算得上伟大的帝王，却如同一尊失却了法力的神像，彩绘和金妆从他那庄严的面容上剥落，丑陋的木胎开始显露，眼眶里射出的是茫然与迷惑。

背景

中国社会从什么时候起陷入了贫穷？至少在公元前300年，孟子的笔下就出现了“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流亡场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之类悲愤辞句曾屡次出现在《孟子》一书之中。面对着战国以后不断蔓延的贫困现象，孟子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主张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让人民能勉强达到温饱。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这种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挣扎奋斗一生，垂暮之年才能“食肉”，这是多么辛苦的人生，而这样的一生，竟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理想！

然而，自那时起，这种理想好像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据统计，自公元前300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共出现过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平均每年出现灾荒1.4次。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时代穿越汉唐宋明。几十个朝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大起大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祖先承受过的痛苦。几千年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而那些城郭之内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整日思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控制这些因为贫困和饥饿而心怀不满的百姓。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背景。事实上，直至我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贫困依然是中国大地上最鲜明的景色。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偷吃了一块月饼而被家长打得头破血流，清楚记得那时候的农民是如何一年到头不抱希望地在土地上苦熬苦受，却总也得不到温饱。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与其说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一种成绩，不如说是一种悲哀，而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中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繁琐。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在饥饿和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下，道德和良心成了一种可以轻易摆脱的累赘，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所以，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活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度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