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第四（第7/8页）

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当时，医疗小组的一位成员对聚集着等待消息的官员、友人和医院工作人员说了《可兰经》上一句简单的话：“只有真主永存。”萨达特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他为原则而死。”

1982年8月29日，好莱坞影星褒曼迎来了自己的第67个生日。这天早上，她感到十分不适，痛楚万分。她的前夫拉斯和亲朋好友送来了一束束鲜花，祝贺这位瑞典籍的世界明星的诞辰。她强忍着剧痛，款待宾客，替他们斟满香槟，举杯共饮。不过，她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一饮而尽了，她只是把酒杯同嘴唇“亲了亲”，便放下了。就在当晚，她离开了人间。

1982年12月20日，钢琴之王鲁宾斯坦在他的寓所内安然去世，享年95岁。如果说他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活下去。“如果你爱上的是一位面无表情、头脑空虚的美丽金发女郎，也没有关系，尽管和她结婚，享受人生吧！”

1983年10月17日，历史学家阿隆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他的名言：“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

1984年3月6日，德国牧师马丁·尼默勒与世长辞。他写于1945年的名言仍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1985年9月19日，作家卡尔维诺去世，并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在他患病期间，主刀医生表示，他从未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关于自己的生平，卡尔维诺说：“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他的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86年4月14日，波伏瓦逝世，享年78岁。她说过：“人长到5岁时就成了完整的人。”她还说过：“我们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

1986年6月14日，作家博尔赫斯去世。他曾经自嘲：“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他要有光，于是成了“作家中的作家”。

1987年12月17日，作家尤瑟纳尔去世。她晚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院士。因为她已经成为法兰西文学中“最优秀、最有价值、最持久”的一部分。

1988年2月15日，费曼逝世。这位半是或完全是天才、半是或完全是顽童的物理学家说过：“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不可能会是事实。”

1989年7月16日，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正在为萨尔茨堡音乐节排练，中午，他突然感到极度不适，他的妻子伊丽埃特赶忙前来搀扶，他躺在妻子怀中说：“我看到了上帝朝我微笑。”

1990年10月14日，音乐指挥大师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2岁。他是一位集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其艺术造诣举世推崇。舆论认为，“他所留下的空白是难以填补的”。

1991年9月12日，费正清将生平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交出版社，两天后平静辞世，享年84岁。他生前被称为美国“头号中国通”，但他备受误解。美国方面曾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辩护人”，苏联则称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大陆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文化特务”，台湾地区指责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出卖台湾的罪人”。他的逝世，被欧美媒体称为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1992年10月8日，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逝世。他的名言是：“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他22年前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

1993年1月20日，奥黛丽·赫本在瑞士托洛谢纳的住所，因结肠癌病逝。此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获悉赫本病危的消息时，号召所有的修女彻夜为她祷告祈使其能奇迹般地康复，祷告传遍世界各地。赫本去世后，伊丽莎白·泰勒无比伤感地说：“她是一位回到上帝身边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