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第6/7页）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一百四十二位大臣逮捕入狱，其余八十六人听候处置，两位内阁大学士免予处分。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了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儿，火候的掌握更是有着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的本事，基本上就可以上岗了。

那些私下塞了红包，或者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不过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不是没有可能。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摁倒在地，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这一顿棍棒，着实打出了皇帝的威风。而这一年，嘉靖皇帝刚满十八岁。在棍棒呼啸声中，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儒家的政治传统追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难免会削减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强谏的言官吃大棒，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在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张璁上奏之前，嘉靖皇帝虽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制推行。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是在做一件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的事。

凡此种种，正是内阁官员和大臣们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时间越久，这类法宝就越有功效。在为兴献王加尊号这件事上，如果没有张璁这些权力投机者，光凭嘉靖皇帝个人，是很难扭转被动局面的。而即便有了张璁等人，这场风波还是延续了两年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是何等之大。

大礼议之后，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权力投机者如张璁、桂萼等中下级官员进入内阁。这批人的为官之道，就是以绝对服从皇帝的权威为天职。在大礼议事件中，与皇帝和议礼派苦斗三年的文官集团，在新的权力结构面前分崩离析。此后，帝国虽然也出现过海瑞这样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个文官集团而言，再没有了制衡皇权的心气。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幼主万历继位，文官们才算稍稍恢复元气。

正德和嘉靖两位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都遇到了直面百官哭求的状况，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都动用了廷杖。但两人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即便动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屈从于官员集团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后者则打出了威风，成了真正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