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第5/7页）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大礼议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封建君主制的明朝，这就不是一件小事。虽然事情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皇帝要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加个封号，大臣们不同意，结果双方闹翻，最后升级为帝国的一场政治风波。

刚刚进入官场的张璁抓住机会在权力场上实现成功突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员。本来他们以为皇帝刚刚上任，在朝中没有援手，没想到半路会杀出来个张璁。

在张璁的示范作用下，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主事霍韬、礼科给事中熊浃，还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等文官也不断上书支持皇帝。议礼派的异军突起，使杨廷和等护礼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面前逐渐失去了市场。

随后，刑部主事桂萼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一次，杨廷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辞职。杨廷和的离去，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预感到，帝国的上空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拥趸。而张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脑人物。虽然这些人都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官场的地位无法与杨廷和等人相抗衡，但他们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牌，那就是嘉靖皇帝。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两大政治集团重新燃起新一轮的大礼议之争。

护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等高级别文官所组成的。杨廷和虽然甩手而去，但并不代表反议礼集团就此瓦解。杨廷和的继任者们，大多是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大礼议事件中都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所以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凝聚他们的不是某个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约束力。明朝政府用道德统治国家的最初目的是约束武官，实际过程中也免不了约束文官，直至最后连皇帝也一并约束了。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进宫朝贺。一个多月以后，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却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亲生母亲的身份。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了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再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毕竟它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掀起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礼部尚书汪俊首先发动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他们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们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迟迟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于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命现场的官员即刻退去。但是，那些组团前来的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都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