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5/9页）

在中央政府，这些豪强权贵联手对付张汤这样的高级酷吏。与此同时，而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过。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内在平衡，中央政权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结果导致汉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

令人感到吊诡的地方在于，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叛乱分子并非是那些过不下去日子的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对抗性的回应。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张汤虽然贫穷，但好歹留下了五百金的遗产，另一个酷吏尹齐更让人同情，他的全部家产还不满五十金。

至于董宣不仅执法如山，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称他为“强项令”；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有一次他秉公执法处死了公主的家奴，因此得到皇帝赏赐三十万钱，悉数分给了下属，待他病故，仅落得“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所遗全部财产仅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皇帝感慨道：“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苍鹰郅都被斩，屠伯严延年弃市，乳虎宁成亡家，张汤死于三长史之手，王温舒五族俱灭。这决非世俗意义上的因果报应，但或可视作是一种恶法循环的因果报应。公元前81年，也就在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新皇召集会议，“举贤良文学”，全面检讨汉武帝的政策。被举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对包括打压豪强在内的汉武帝政策展开了激烈抨击。汉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压地方豪强的多年努力，也付之东流。

武则天的“酷吏铁律”

酷吏可以说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它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他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其所累，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把握。通常情况下，酷吏是在特殊时期当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说到酷吏，我们绕不开另一个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武则天临朝称帝的前期。

武则天为了对付潜在的反对派势力，一介弱质女流居然动用铁的手腕，实行了十余年的“酷吏政治”。她采纳了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专门用来接收天下人的投诉。通过此项制度的推行，武则天很快就培养出一大批酷吏。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市井无赖之徒，性情残忍自不必说。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当时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尤其是酷吏索元礼的快速上位，大大刺激了其他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就是其中的代表。

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也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索元礼的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来。他的逼供手段也是花样百出，名称很特别，称为“铁笼”、“晒翅”。至于两种逼供手段具体怎么操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仅从收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可以说令闻者动容，死者复死（朝贵亦为震惧）。那些高级官吏在他面前，不待动手就已经魂飞魄散。武则天对索元礼的治狱能力是非常欣赏的，经常赏钱赏物。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达数千人之多。

自古以来暴政容易培养出迫害狂、虐待狂，这也成为历史上的“酷吏铁律”。

索元礼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周兴、来俊臣也是有样学样。两人很快也像索元礼一样做到了酷名远扬，从酷吏阶层的低中级职务上升到高位。既然越酷越有利，那就索性将“酷”字进行到底。酷吏的“合法伤害权”与歹徒的施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非理性的。这种经过严格计算的恶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恶行。理性恶行的执行者在操作前都要经过对风险和获利的权衡计算，看一看是风险大于利益，还是利益大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