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5/11页）

《标准与价值》面向文化上开明的读者，这让爱因斯坦能够比在专业音乐刊物上更广泛地表达他对莫扎特的思考。因此，文章较详细地讨论了莫扎特和犹太人及共济会的关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种关系在歌剧《魔笛》中达到了最高形式的人性表达。爱因斯坦总体上并未直接讨论当时纳粹正在德国推进的对莫扎特的歪曲，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谈到纳粹以种族原因批判剧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

莫扎特和他之后150年里的任何人都不在乎这个聪明的诗人是不是犹太人。但若一个国家如此僵化而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世界观，它就必须前后一致，于是就因为剧本作者而排斥、放弃了这三部歌剧。因此，这个国家目前竟还没有对贝多芬下同样的毒手，真可谓理论失误、直觉不足。贝多芬的《菲岱里奥》、交响曲、四重奏、奏鸣曲可都是闪耀着人性的作品和创作行为。[337]

考虑到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沉浸莫扎特之深，他又坚信莫扎特是所有伟大音乐家中唯一“真正明示出普世性”的，那么，他以书籍的形式检验、整理自己关于莫扎特的想法，就只是时间问题。[338]1938年，居住在意大利时，他其实还收到过一家意大利出版商的邀约，请他写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专著，但因为意大利当时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他拒绝了这个建议。[339]但一到美国，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的委约，他就能够将这个项目付诸实施。其成果是一部名为《莫扎特：其人，其乐》（Mozart：His Character, His Work）的研究。书由一系列文章构成，而不是更传统的对生平和作品的通览，于1944年完成，次年出版，至今仍是关于这位作曲家的著作中最清晰而富于启发的一部，在之后60年的时间里得以广泛传播。[340]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拓展了他在给《标准与价值》的文章里谈到的“人文主义”作曲家主题。他在序言中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事无巨细地重述莫扎特的生平”，而是“尽我所能地对他的性格、对给予他决定性影响的人和事件描绘出清晰的画面”。同样，他讨论莫扎特的作品，“也不是描述，而是以它们的时代并尽可能地以我们和它们的关系为视角进行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把自己的作品置于近期莫扎特文献中的语境中时，爱因斯坦没有提及任何德奥学者的著作；相反，他特别说到自己受惠于法国学者泰奥多尔·德·维泽瓦（Théodor de Wyzewa）和乔治·德·圣福瓦（Georges de Saint-Foix）的著作。[341]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中，“爱国主义和教育”一章包含了看起来和纳粹立场针锋相对的段落。纳粹认为莫扎特卷入政治颇深，并明确持德国爱国主义立场。爱因斯坦在前四页质疑了这一说法。他开篇第一句就认为“莫扎特对政治不感兴趣”，毫不避讳地挑战那些在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地把莫扎特政治化的人。根据爱因斯坦的叙述，莫扎特没有一丝奴颜婢膝，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人士”，他对任何统治者和赞助人都不卑不亢，也不依附。[342]

就莫扎特的德国爱国主义这一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莫扎特交游广泛，眼界不只是“超越了阶级的界线”，也超越了国家的界线。他承认莫扎特可以“在特定情境下变成德意志爱国者”，甚至还引用了被纳粹在莫扎特文献中广泛使用的那封1785年致安东·克莱恩的著名信件。但是，幸运的是，他的“爱国主义呼喊”没能阻止他写出《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同样幸运的是”，莫扎特从未写过一部爱国主义的德语歌剧——不像伊格纳茨·霍尔茨鲍尔（Ignaz Holzbauer）就写了《施瓦茨堡的京特尔》（Günther von Schwarzburg）；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放弃了把另一部爱国主义剧本《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皇帝》（Kaiser Rudolf von Habsburg）写成歌剧的计划。在这方面，莫扎特“超国界的、人性的德意志性”与“他同时代人的廉价德意志沙文主义”大相径庭。[343]

爱因斯坦也探讨了莫扎特和父亲利奥波德的几次值得注意的讨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父子二人都全心认同的一点：对“军国主义的强烈反对”。爱因斯坦引述他们通信中的几次对国家向军国主义转变的全然憎恶，并忖度着“莫扎特父子对19、20世纪因这个‘罪恶种族’不可救药的愚蠢而导致的军国主义化会有什么感想”[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