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7/11页）

希尔施可能到一年之后才有机会再次告知爱因斯坦项目进程。1935年3月17日，他告诉爱因斯坦，已经和骑熊人出版社的卡尔·弗泰勒（Karl Vötterle）联系过，讨论了给爱因斯坦500到1000帝国马克报酬的可能性，涵盖总谱、分谱和详细评注。然而，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之时，让一个德国出版社和由两个知名犹太人发起并合作的项目签订出版合约，可能性越来越小。[349]此外，希尔施感觉到，如果他想保存自己珍贵的乐谱收藏，恐怕也得离开德国。

希尔施离开德国去英国的计划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形成的。他妻子仔细地给每一件藏品打了包，在她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整个图书馆用几节火车运出了国，同时成功地欺骗纳粹当局，让他们相信这些收藏没有什么价值。到达剑桥后，他在1936年9月13日骄傲地致信爱因斯坦说，鉴于克歇尔目录的第三版还没出版，任何涉及希尔施收藏的参考书目都应该注明，他此前在法兰克福的音乐图书馆已经搬到了剑桥。

在到达剑桥之后，希尔施很快就开始联系英国出版商，希望他们能比骑熊人的反应积极些。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去找已经定居伦敦并在音乐出版界工作的德国难民，是符合逻辑的。他首先联系了阿道夫·阿贝尔博士。阿贝尔1936年离开德国，加入诺维洛出版社。他的反应十分积极，甚至在12月4日答复希尔施说，若能请爱因斯坦来编辑莫扎特四重奏，那真是“大喜过望”[350]。但这个计划拖延了好几年，最终损害了希尔施的健康。尽管爱因斯坦在1938年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乐谱编订，但诺维洛、希尔施和爱因斯坦直到1943年才签订正式合同。期间，希尔施试图说服马克斯·辛里希森接手。但辛里希森并不可靠，一开始同意出版乐谱，食言之后又责怪战时纸张短缺。另一个可能的不利因素是，小提琴家安德烈·曼吉欧（André Mangeot）也在准备自己的莫扎特四重奏版本。他的版本和爱因斯坦/希尔施版一样，也是基于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手稿的，将由席尔默出版社纽约分社出版。

希尔施虽然为这些障碍深感焦虑，但并不打算放弃这个珍贵的念头。他坚决要出版自己的版本，在1942年把爱因斯坦撰写的项目介绍投给了《音乐评论》。[351]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它刺激诺维洛马上和希尔施签订了最终的合同。

1939年1月7日，希尔施致信理查德·卡佩尔，他坦陈“这十首四重奏几乎是我的至爱，有朝一日”能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一流权威”合作“出版它们是我多年的希望”。[352]当希尔施和爱因斯坦的合作成果历时11年、最终于1945年、正好在纳粹战败之时问世时，可以想象他们获得了怎样的满足感。

两位莫扎特专家：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和保罗·奈特尔

在这一时期，奥地利音乐学家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可以公正地声称自己在莫扎特研究的开拓性上仅次于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多伊奇在维也纳大学和格拉茨大学学习文学艺术史，在事业早期，1909年至1912年间，他是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院的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维也纳作为独立学者和批评家艰难维生，在1928年因开拓性的舒伯特研究而获得“教授”这一国家荣誉称号，并被富有的荷兰音乐图书馆学者和收藏家安东尼·范·霍博肯（Anthony van Hoboken）聘为其私人图书馆的管理员，从1926年干到1935年。[353]

德奥合并后，多伊奇遭受多次重创。他是犹太人，因此被剥夺公民资格，禁止以任何形式正式工作，不时被盖世太保骚扰。尽管他握有许多著名学者同行的推荐信，但几次在美国找图书馆职位却均告失败。最终，当他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能够在1939年末赴纽约公共图书馆任职时，欧洲已经开战。绝望之中，多伊奇成功获得伦敦的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的资助，获得去英国的临时签证，以期最后能移居美国。

多伊奇1939年7月按期到达伦敦，后定居剑桥并在剑桥和保罗·希尔施幸运地重逢。[354]但是，随着战争爆发，他移居美国的计划只能落空。次年，作为敌国公民，他被关押在曼岛，再次受辱。[355]然而，尽管遭遇这些困难，他也没有获得永久的付薪职位，多伊奇在英国待了11年，在1952年回到维也纳。获释后，他得以重续学术工作，深入研究舒伯特、亨德尔和莫扎特。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见于他撰写的这几位作曲家事无巨细、严丝合缝的纪录型传记。这些传记在1946年到1966年之间出版。[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