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4/11页）

1940年末，《音乐评论》的第四期发表了爱因斯坦克歇尔目录修订的第一部分，标题为《漫谈莫扎特与克歇尔》（Mozartiana und Köcheliana），印得很紧密，就这样也长达30页。考虑到此文出版时，德国难民已被视为敌国公民关押在狱（希尔施自己也未能幸免，虽然很快获释），夏普同意以德语原文发表爱因斯坦的文章实在非比寻常。爱因斯坦敏锐地意识到这样做会引来怎样的争议，他希望读者不会“惊讶于此增补卷以德语出现在英国期刊上”，也不会“觉得这是特例”。他接着解释道：

决定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作品主体和增补卷不会不一致，并允许保留同样的缩写和其他参考条目。此增补卷，我本想只用打字机制作几份，呈给几家图书馆，以便让学生能及时参阅，但《音乐评论》的编辑善意地提出我可以占用他的版面时，我满怀感谢地接受了这个机会，确保此增补卷能流传得更广。[330]

对爱因斯坦和夏普来说堪称幸运的是，针对用德语发表第一部分增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伦敦时报》的一位匿名评论家只说道：“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现在无法通过德国出版商出版他的增补，夏普先生此举只能视为不计利益的公共服务。”[331]一年后，同一家报纸再发评论，观点稍直接一些，称《音乐评论》决定发表爱因斯坦的增补，拯救了“破碎的欧陆音乐学术中的一个碎片”[332]。

此后，在1941年到1945年，《音乐评论》继出版第一卷增补后，又陆续出版了六卷。[333]战争结束时，夏普收到了爱因斯坦的最后一部分增补，非常想把这几个部分集成一册。但此时，爱因斯坦已不愿再为《音乐评论》撰稿，因为该刊1944年发表的一篇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的文章令他非常不悦。格雷在批判近来音乐界的发展状况时，不明智地诋毁了犹太人，说“中欧难民蜂拥而来，大多是犹太种族”，在国内市场泛滥，甚至成了“一大批商业投机客的欢乐围猎场”[334]。夏普道歉说无意让爱因斯坦受到不应有的冒犯，但他认为刊物作者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不准备谴责格雷。爱因斯坦否认在个人层面因格雷的言论而受到冒犯，仅将其看作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1945年6月17日，他致信夏普说：“在德国，希特勒主义正是从这样的言论开始的；如果在民主国家还可能出现这样的言论，哪怕是在欧战胜利日之前，那这五年多的‘鲜血、汗水、眼泪’在我看来也白流了。”[335]

尽管《音乐评论》后来在1946年发表了爱因斯坦关于《后宫诱逃》伦敦首演的一篇文章，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予发表克歇尔目录增补的最后一部分。一年后，爱因斯坦的增补和整个目录由密歇根州安娜堡的J.W.爱德华兹（J.W.Edwards）出版。

爱因斯坦关于莫扎特的写作，1933—1945

爱因斯坦单凭修订克歇尔目录就能确保自己位列同代人中最重要的莫扎特学者。但我们必须记住，爱因斯坦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仍然笔耕不辍，写下不少关于莫扎特和其他作曲家的文章，探索了他感兴趣的许多音乐话题。他的文章发表在很多刊物上，包括《每月音乐记录》（Monthly Music Record）、《音乐时报》《音乐学杂志》（Revue de musicologie）、《音乐学学报》《音乐人文》《每日电讯》和《电台时代周刊》（Radio Times）等。这个清单就显示出他研究范围的广博和对专业与非专业读者直接交流的能力。[336]

爱因斯坦在1938年有一篇关于莫扎特的文章，虽然鲜有人知，但因其所在的刊物而值得加以讨论。1937年9月，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和作家康拉德·法尔克（Konrad Falke）创办了反法西斯期刊《标准与价值》（Mass und Wert）。该刊在苏黎世出版，副标题为“自由德意志文化双月刊”（Zweimonatsschrift für freie deutsche Kultur）。创刊号刊发了托马斯·曼的小说《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的片段。曼在创刊号点明了自己的目的，即这份刊物旨在推出讨论严肃文化话题但不受政治教条玷污的文章。虽然《标准与价值》的创刊号并未涉及音乐，我们应该注意到，曼本人那篇关于“理查德·瓦格纳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富有争议的著名演讲就发表在1938年一、二月发行的第三期。在1938年三、四月发行的第四期里，爱因斯坦贡献了一篇11页长的文章，题为《莫扎特与人性》（Mozart und die Humanität）。同期还有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和马克西米连·贝克（Maximilian Beck）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