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2/11页）

最终，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但没有中断研究，还是尽可能快速而高效地修订了克歇尔目录，完成了任务。其他国家的音乐学同行热情相助，表现出很大的善意。不仅如此，美国、瑞典、俄罗斯的图书馆也为他提供了他无法看到的莫扎特手稿和乐谱的复印件。他在英国十分高效地细审了大英图书馆和剑桥这两个地方的材料。此外，他在意大利时，获准查看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重要一手资料。1935年至1936年冬，他在维也纳长驻，在国家图书馆详细查看档案资料，完成了工作。[314]

爱因斯坦的努力造就了莫扎特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他把克歇尔1862年的原版目录从551页扩充到984页，另写了长达49页的引言。然而，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究竟能否履行合同，出版这份大作，则未有定数。毕竟，自1933年起，所有出版商都必须遵守纳粹对犹太作家作品的出版禁令。除了纳粹的种族政策之外，爱因斯坦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对德国持明确的敌对立场，这对出版他的成果而言也是一块绊脚石。这位流亡作家始终观点鲜明，在表达反对纳粹文化观方面不留余地。1933年10月，刚暂居伦敦，他就在《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发表了题为《政治与艺术：音乐在新德国的情况》的文章，开宗明义地说“独立于政治，才是正确的艺术之道，音乐尤其如此”。爱因斯坦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虽然大张旗鼓，但没有能够改变音乐界一丝一毫，因为希特勒和戈培尔一直“对德国的任何伟大的音乐创作者都无动于衷”[315]。1933年11月号的《音乐时报》中，他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此描述纳粹运动对音乐的滥用：“平庸降临了，它认为时机已到，而更开明的灵魂必须臣服于它。”他谴责了纳粹理论中“对纯粹物质的民族主义和这个词真正意义的天真混淆”。虽然莫扎特是“人性的一个伟大使者”（他在四年后将重提这个说法），但“今天的德国已经失去了家园，甚至在音乐方面”[316]。

可想而知，纳粹媒体在回应爱因斯坦时充满恶意。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刊物《音乐》在1934年5月号发表社论，文中既谴责爱因斯坦，也谴责《音乐时报》发表这样的文章：

伦敦得到了莫斯出版社（Mosse Publishing House）的前乐评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也就得到了“最伟大的欧洲乐评人”。每一个在柏林和慕尼黑亲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他公然与一切雅利安艺术为敌。他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排斥每一个基督徒，表扬每一个犹太人，无论他们成就几何。伦敦的音乐杂志《音乐时报》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思想，他们热情拥护这位犹太音乐人，让他在专论当代德国音乐生活的一期刊物的头版发表专文。我们不必专门引用这篇檄文里的话，因为显然每一行里都充斥着这位作者的肮脏言论。[317]

与此同时，尽管《音乐》视爱因斯坦为政权的敌人，在德国仍有其他人继续认可他的成就。在音乐学同行中，弗里德里希·布鲁姆（Friedrich Blume）在奥伊伦堡出版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微缩总谱的介绍性前言中感谢了爱因斯坦的专业见解和帮助；这一系列乐谱从1933年起陆续出版。1936年，库尔特·索尔丹在彼得斯新版莫扎特钢琴作品中也致以同样的谢意。[318]

甚至在第三帝国反犹气候高涨的时候，在乐谱前言中表达对爱因斯坦的认可和批准以他的名义出版相当重要的音乐学著作，也是两回事。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显然处在两边为难的境地中。从法律上讲，公司也许不得不履行和爱因斯坦的合同；经济上，公司也不愿放弃出版其成果所带来的收益。此外，公司的海外代理已经掀起了对这份新目录的极大兴趣。例如，1936年6月号的《音乐时报》就刊登了广告，宣布这份目录即将出版，并对月底前就预订的读者许以优惠条件。[319]

从这一点看，爱因斯坦的著作在1936年中期可能已经付印。但出版延期了一年，很可能是因为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必须等待政府的出版许可。实际上，根据出版社一位领导海尔穆特·冯·哈塞（Hellmuth von Hase）在战后写的回忆录，他不得不向帝国音乐局局长彼得·拉贝（Peter Raabe）本人提出请求，才得以发行这套目录。[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