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8/11页）

与水往低处流相反，“弗尼熔岩”是往中国知识结构高处流去的。

撇开弗氏不论，单说尼采——倘一名当时的大学生，居然不知尼采，那么他或她便枉为大学生了；倘一名硕士生或博士生在别人热烈地谈论尼采时自己不能发表一两点见解以证明自己是读过一些尼采的，那么简直等于承认自己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学里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导师，关于尼采和学生之间毫无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语言的交流，那么仿佛他的知识结构在学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问题了。

这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追星”现象，或曰“赶时髦”现象。虽不见得是怎么普遍的现象，却委实是相当特别的现象。此现象在文科类大学里，在文化型大小知识分子之间，遂成景观。在哲学、文学、文化艺术、社会学乃至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诸方面，尼采的思想水银珠子，闪烁着迷人的光而无孔不入。

但是尼采的思想或曰尼采的哲学，真的那么包罗万象吗？

台湾有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很凄美的咏落叶的诗。首句是：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看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貌状，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当时，对于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影响之久、之广、之深，我以为无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细分析起来，其影响又分为四个阶段。或反过来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借尼采这张“西方皮”，进行了四次精神的或曰灵魂的蜕变。

第一阶段：能动性膨胀时期。主要从尼采那里，“拿来”一厢情愿的“改良”者的野心。区别只不过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文人型知识分子们，恰恰由于文化方面的自卑心理，已惭愧于面对世界发言，而只企图“改良”同胞了。这其实不能不说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和姿态，但又注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为连鲁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都未能达到之目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也是难以接近那大志的。一国之民众是怎样的，首先取决于一国之国家性质是怎样的。所谓“道”不变，人亦不变。所以，在这一时期，“尼采”之“改良”的冲动体现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诗体的呓语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

尼采的浪漫式激情是“个人主义”的，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却有着“集体主义”的性质……

第二阶段：能动性退缩时期。由于“改良”民众力有不逮，“改良”国家又如纸上空谈，甚至进而变为清谈，最后仅仅变为一种连自己也相互厌烦的习气。于是明智地退缩回对自己具有“根据地”性质的领域，亦即“生长”于来自于的领域。

这当然只能退缩到文学、文化或所谓“学界”的领域。他们（某些知识分子）于是又恢复了如鱼得水的自信。

那时他们的口头禅是“话语权”。它并不是一种法律所要赋予人并保证于人的“话语”的正当权利。对于社会大众是否享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所要争夺到的是以他们的话语为神圣话语的特权“制高点”。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同类某时缺少连当局亦有的宽容，经常显得粗暴，心理阴暗而又刁又痞。并且每每对同类使用“诛心战术”的伎俩，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锤”砸出一个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新世界。

红卫兵认为自己是仅次于“最高统帅”的新权威，声称要“千钧霹雳开新宇”。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股“罡风”，要将他以前的人类思想吹个一干二净。

红卫兵形容自己是“东风”，要“万里东风扫残云”。

是的，他们既像尼采般自大，也像红卫兵般狂傲。甚而，有点儿像盖世太保。他们取代的野心退缩了一下，立刻又在如鱼得水的良好感觉之下膨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