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9/11页）

他们的一个特征是，几乎从不进行原创文本的实践。因为以此方式争夺到他们的“话语权”未免太辛苦，而且缓慢。他们也根本不愿潜心于任何理论的钻研，因为他们所要的并非是什么理论的成果。他们看去似乎是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所谓批评一向充满攻击性的恶意。他们有时也为了需要“大树特树”他们眼里的“样板”。但是被他们所“树”者或已经死了，或已经沉寂。这时他们的姿态就如“最高的高人”指认出某些仅次于他们但高于众人的“高人”。对死者他们显出活着的沾沾自喜的优胜；对沉寂者他们显出“拯救”的意味。

他们的无论什么体裁的文本中，字里行间跳跃着尼采文本的自恋自赏式的主观妄想，有些文字，简直令人觉得就是从尼采文体中“偷”来的。“偷”来的自高自大，“偷”来的浮躁激情，“偷”来的浅薄“深刻”以及“偷”来的极为表演的“孤独”……

那是饱食了“尼采面包”而从他们精神的“胃”里嗝出的消化不良的思想嗳气。

其时他们的另一口头禅便是“精英”。这一词在报刊上的出现率，与后来的“浮躁”等量齐观。它在他们的文章和语感中，浸足了“我们精英”的意识汤汁。其方式每以圈点“精英”而自成“精英”。既然已是圈点“精英”之“精英”，其“话语特权”当然天经地义至高无上。于是文化思想界的“精英”，似乎与商企界的“经理”一样多起来了。如是“精英”们中的某些，一方面表演着思想的“独立”，一方面目瞟着官场。在他们那儿，其实“最高的高人”，便是最高的高官。一受青睐，其“独立”的思想，随即官化。他们有一种相当杰出的能力，哪怕仅仅揣摸透了官思想的只言片语，便如领悟了“真传”，于是附应，且仍能特别“精英”的模样……

然而后来有一种比他们所自我想象的那一种作用更巨大的作用，便是商业时代本身的能动性。后者以同样粗暴甚至以同样刁和痞的方式，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取代什么的时候，取代没商量地取代了他们，连同他们所梦想的话语特权……

于是他们再也无处可以退缩，在最后的“根据地”萎缩了。

第三阶段——能动性萎缩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尼采弟子”们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赶快去恭迎商业时代这一位“查拉图斯特拉”，并双膝齐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两人地做出他们曾一度所不齿的最最商业的勾当，从而证明了他们与尼采精神的本质的区别。因为尼采虽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确乎是远离“商业游戏”的。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却真的开始“回归”自我，在自己的一隅精神世界里打坐修行。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原本就是具有某种精神追求标准的人。也足以证明他们先前的尼采式的社会角色，是发自内心的力图积极作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而非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的虚假姿态。他们和前一类人从来就没一样过。尽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

对于前一类人，尼采是一张“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们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对于他们，尼采是当时从西方飘来的唯一一团新思想的积雨云，他们希望能与之摩擦，产生中国上空的雷电，下一场对中国有益的思想的大雨。只不过尼采这一团云，并不真的具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强大的电荷……

他们无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篱自我幽禁，分明地乃是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心理的失落、失望和悲观。

尼采那种仿佛具有无边无际的自我扩张力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一番贵宾式的巡礼之后，吸收了中国思想天空的潮度，湿答答地坠于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山头，在那儿凝成了与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一种中国特色的可称之为“后道家思想”的东西。一种“出世”选择与不甘心态相混杂的东西……

以上三个阶段，即从自我能动性的膨胀到退缩到自我幽禁的过程，也是许多根本不曾亲和过尼采的中国当代大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录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头脑中随时会自行“生长”出来的一种思想。有时它是相对于社会的一剂猛药，有时它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遗传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