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短命西罗马也能影响欧洲上千年（第13/17页）

在内政外交上，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从康拉德二世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支持和保护中小封建主对其领地的自由继承权，并一度推广到北意大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贵族势力，也加快了帝国内的封建化进程。对外，神圣罗马帝国于1034年攻占勃艮第王国，使其成为阻止法国插手意大利的主要屏障。

不难看出，奥托一世打着“罗马皇帝”旗号，提升了其帝国的威望，有利于他在欧洲各国之间争得主导地位，还有利于控制本国的教权。这也从侧面看得出，西罗马虽然灭亡了，但对欧洲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五六百年后，还有国王以加冕“罗马皇帝”的称号为荣，还能利用“罗马皇帝”这一称号去实现其政治意图。

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兼有日耳曼国王的一切权力，就一直握有主教授职权。教会是帝国政权的一个支柱，高级教士往往出身贵族，受任官职，参与机要；皇帝则从教会领地中寻求财物和军事支持。奥托一世及其后裔对主教广泛授予特恩权，即国王赐给教会大片领地，并把领地内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授予主教。

亨利三世时，先后罢免三位出自罗马贵族世家的教皇，任命班贝格主教苏特格尔(克莱门斯三世)和图尔主教(列奥九世)为教皇，完全控制了罗马教廷。

因奥托一世及其后裔对主教广泛授予特恩权，故而教界封建主统治广大农村，其领地往往靠近新兴的城市。他们争权夺利，荒淫无度，经营商业，从事高利贷活动，和世俗封建主同流合污。

教士的世俗化，不仅在日耳曼境内如此，法国、意大利等地无不皆然。历任教皇亦穷奢极欲，贪图享受，买卖圣职，无恶不作。教会的道义威信大为降低，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则日益加甚。这有利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教会，却引起了教会改革，激发了教会的野心，促使他们想通过加强教会组织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罗马教皇趁机支持教会改革力量，并借以打击世俗皇帝的权力，与世俗皇帝争权。于是，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之争很快变成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主要内容，其结局决定着神圣罗马帝国，乃至后来欧洲几百年的走向。

6. 教皇的崛起，让“罗马皇帝”贬值了

在罗马帝国，皇帝是兼任最高主教的，并不存在教皇一职。在西罗马后期，利奥一世因劝退匈奴首领阿提拉，在基督教届的威望暴增，而当时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表现非常懦弱，兼任着大主教的身份却起不到精神领袖的作用。利奥一世众望所归，瓦伦提尼安三世将兼任的大主教之职位授予了他。利奥一世以后，罗马大主教就改称罗马教皇，是罗马基督教的最高领袖，但从法理上讲，还是由皇帝任命。后来，西罗马灭亡，皇帝没有了，但罗马教皇还在，而且形成只有教皇加冕的皇帝才合法的传统。这样，去罗马城加冕，成为诸位以“罗马皇帝”继承人自居的各位国王的追求。

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查理曼成功加冕，掌握了教皇的任免权，奥托一世也成功加冕，掌握了教皇的任免权。但是，后来随着基督教会的腐化堕落，一部分僧俗封建主从教会内部渐渐兴起改革运动，同时反对世俗封建主控制教会，主张教会独立，反对俗界授职权，出售教会职务，要求调整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强调教权高于王权，鼓吹重振教皇权威。罗马教廷对世俗政权干预教会早怀不满，便趁机积极支持教会改革力量，借以打击世俗皇帝的权力。

自教皇列奥九世起，每年都在罗马城召开宗教会议，把决议和教皇指示带到各地，从而提高了教廷的威信。原先帮助履行祈祷任务的红衣主教，逐渐转变成为由强大教会诸侯组成的集团。1058年，教皇尼古拉二世接受主张教会改革的修道士希尔德布兰献策，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结盟，对抗德意志皇帝。1059年，罗马教廷在拉太朗教堂举行会议，宣布将选举教皇的大权授予罗马红衣主教，从而排除罗马贵族和德意志皇帝在教皇选举中的影响。这两件事挑起了皇帝和教皇的权力之争。

米兰的僧侣封建主反对教会改革，反对由驻米兰的教皇使节召开宗教会议。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为了维护“罗马皇帝”的权力和权威，也乘机插手教会事务，并打破由教皇主持主教授职仪式的惯例，于1072年把象征主教职位的指环和节杖授予被教皇拒绝承认的、反对改革运动的大主教候选人。这是“罗马皇帝”对教皇的直接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