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第5/8页）

根据我们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动艰苦的经验，由于浙西电话、交通事业的发达，我们的行动敌人很快就知道，飞机每天都能跟追随，敌人队伍运动与转移均极迅速。并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完全没有，伤病员安置极度困难。我们最近在浙皖边境，寄存群众家中一批伤员，据闽浙赣谍息全被敌搜出，影响士兵战斗情绪、战斗力极大。[372]

9月下旬，军团领导决定放弃在浙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摆脱敌人，改向皖赣边前进。10月初，到达皖赣苏区休整，此时，“部队已不足两千人”。[373]

由于国民党军加紧向皖赣苏区进攻，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逐步转回闽浙赣苏区”。[374]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在浮梁、德兴间通过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下辖两个师，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由于红七军团出发后就出现领导层的种种问题，曾洪易消极避战，寻淮洲与乐少华则“不断的闹私人意见”，领导层其他成员间也矛盾重重，“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375]因此，军团领导层根据中共中央意见进行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指示其向皖南挺进，“创造皖浙边苏区”。[376]此后，红十军团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转移进行长征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往返于闽南与皖浙赣之间，作战十余次，减员达1/3以上，坚持奋斗至次年1月，“由于军政首长决心的不够”，[377]“没有下断然决心”[378]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婺源怀玉山陷入重围，主力分割成数段。1月下旬，大部溃散或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就义，只有800余人突围到闽浙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379]是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在派出北上先遣队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380]意图明确。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六军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虽然红军在梅花山、沙市等战斗中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但仍然难以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和蚕食，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6月底、7月初，东华山、松山战斗失利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被占领，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区域内，处境艰难。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鉴于“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命令强调：“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置。”[381]中共中央下令红六军团转移，除保存湘赣苏区现有力量的考虑外，更希望红六军团西进后，通过与湘鄂赣苏区红二军团建立可靠联系，在湖南中部开辟根据地，形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这样将极大地便利主力红军的西征。

8月7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由江西遂川突围西征。据任弼时等报告，当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共有6800余人，长、短枪及机枪3200余支。[382]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出发后，11日到达湖南桂东，次日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为西征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主席，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分任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团辖红十七、十八两个师。